“大博弈”究竟是属于谁的博弈？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大博弈”原本是一个流传于英国社会的赌博术语，首先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中亚局势的是英国情报官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在英国，康诺利的生平广为人知，他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大博弈”式的英雄。他多次前往中亚进行情报侦察，最后被布哈拉埃米尔（统治者）逮捕并残忍斩首，年仅三十五岁。如今，康诺利的墓碑就树立在布哈拉古城之中。1840年，在写给友人亨利·罗林森的一封信里，康诺利说：“等着你的是一场大博弈，一场高贵的博弈。”他用“大博弈”这个词来指代即将前往印度任职的友人面临的政治机遇，希望罗林森能在亚洲传播基督教文明。康诺利之后，出版于1901年的《基姆》又给“大博弈”增添了一分传奇色彩。吉卜林将英国密探和出生入死的情报战置于多彩的印度市井和瑰丽的西藏雪山之中，使得“大博弈”成为惊心动魄的中亚间谍战的代名词。
而这个概念首次被用于学术语境是1926年由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戴维斯（H. W. C. Davis）在一场题为“中亚的大博弈（1800-1844）”（The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1800-1844）的演讲中提出的。他在演讲中重点分析了第一次英阿战争，把它称作英国为取得亚洲政治霸权而下的一个赌注。纵观“大博弈”形成初期，可以发现这一概念显然诞生于英语语境之中，一开始并不代表英俄在中亚的对抗，而是泛指英帝国为争夺亚洲西南部（尤指阿富汗和波斯）的控制权所采取的军事或外交手段，是英国单方面的“大博弈”，而俄罗斯是在之后才逐渐被认为是英国在“大博弈”中的对手。历史学家马尔科姆·亚普（Malcolm Yapp）在《大博弈的传说》（The Legend of the Great Game，2001）一文中就曾指出，“大博弈”被诠释为英俄在中亚的争霸，明显是一种后见之明，是为了突出英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地位。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向南部迅速扩张，诸如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和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这样的反俄派开始宣传“俄罗斯怪兽”和“俄国威胁论”，渲染俄罗斯的好战和扩张主义以及对印度的威胁，同时突出英国在中亚的战略意义。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以及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与十九世纪的“俄国威胁论”不谋而合，而霍普柯克出版于冷战末期的《大博弈》更使得这个概念重新被炒热。有关英俄争霸的“大博弈”传说就这样固定成形。
事实上，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对中亚各汗国的了解极其有限，有关中亚的大部分信息是通过俄罗斯地理学会（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和俄文报纸获取的，而对俄罗斯帝国边界的迅速南扩，英国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在十九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开始在哈萨克草原上迅速扩张，并于1865年攻占塔什干，随后成立突厥斯坦总督区。俄罗斯花费了数十年才通过建立要塞线成功控制了哈萨克草原，在此之前，哈萨克草原是一片极难征服的巨大土地。著有《俄罗斯的草原边疆》（Russia's Steppe Frontier，2002）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霍达尔科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就曾将哈萨克草原比作一片巨大的海洋，而哈萨克游牧民就是猖獗的海盗。征服这片草原需要花费比跨越海洋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而防守草原上的边境线更是难上加难，俄罗斯选择的是一片几乎不可能被征服的土地。对这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霍普柯克基本没有叙述，而仅仅在《大博弈》的后半部分直接跳到1865年的俄罗斯攻下塔什干，并将其称为“俄国大进军的开始”。呈现给读者的是俄罗斯一次次逼近印度的突然扩张以及英国方面的恐慌，由此可见，霍普柯克对材料的选取其实相当有限且偏颇。从书中就不难看出，尽管霍普柯克一开始就将俄国威胁印度论摆上了台面，但在英俄势力边界在瓦罕走廊相撞之前，两个帝国事实上少有直接交锋，而是兼有合作与对抗。英国无意从俄罗斯手中争夺哈萨克草原和河中地区（Transoxiana / Mawarannahr，指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霸权，而俄罗斯是否觊觎印度也值得商榷。这重重矛盾，使得“大博弈”这一概念饱受历史学家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