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时代，出于种种缘由，“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被弄得模糊不清以至于面目全非。之所以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来形容他，并不是因为他热衷于对公共事务发言。恰恰相反，熟悉黑格尔的读者很容易会想起他那种谨小慎微的风格与对发表作品的自我审查。如果他还不算是一个“法国革命的德国反动”（斯大林这样训导我们）的反动派的话，至少他也是一个明哲保身的识时务者（古留加先生总是这样告诉我们）。这种印象当然是有道理的，黑格尔的确小心谨慎。事实上，那个时代敢于对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往往历尽磨难，哪怕他们的发言由于在本质上充满着学究气从而是基本无害的。只要回想一下康德所受到的来自普鲁士国王的直接训斥以及费希特所引发的“无神论风波”，就可以对当时的言论环境有真切的认识了。之所以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来形容黑格尔，不在于他掌握了很多对公共生活或他人有效的知识并加以传播。他不是贩卖智慧的智者，也不是什么万能博士，更不是一个合格的自然科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意义只在于理性的公共使用——康德早就说过，理性的公共使用意味着：以学者的身份公开地运用理性，无限自由地在全人类面前发言。学者的身份与学位、职务、职称之类的东西完全无关。学者的身份就是作为一般理性存在者的身份，即人这一“会使用logos的动物”之本质。而在全人类面前发言，就是向一般理性存在者发言，就是理性向自己发言。因此理性的公共使用在本质上就意味着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意味着从监护之中解放出来，获得认识的自由。康德已经宣告过了，任何阻碍这一自由的契约都是绝对无效的，不论这种契约是如何伟大、神圣、光荣、庄严与正确。因为理性的公共使用是人类的本质的展开，它深深地植根于“求知是人的本性”这一亚里士多德的古老教诲之中。黑格尔是康德的继承者，始终被康德这一宣告所激励着。
这一个黑格尔之所以是压抑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被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所激励着。这一时代精神就是启蒙的精神，是“要敢于认识”的自由之精神。将启蒙理解得过分狭隘，似乎它只是人类精神的另一种癫狂形式，是危险与错误的。那激励着黑格尔的启蒙精神，乃是科学的伟大进军与辉煌成就，是理性的绝对权威与至高法庭。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宣告的：“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公开的检验的事物。”这就是黑格尔在他的思想和生活之中把握到的时代精神，也是激励着他一生奋斗的真理之表达。
这样的一个黑格尔，他之所以对哲学与哲学家是重要的，可能首先并不在于他本身思想的精微与深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不曾存在过黑格尔的可能世界。在那里，人类现实处境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糟了？哲学的进展是变得更为顺利了，还是更为艰难了？我们真的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通过董特的这部传记，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他显示出了，作为一个哲学家如何与城邦共存。哲学家既不是午夜时分才出没的复仇幽魂，也不是妄想替代雄鸡报晓的不祥夜枭。只有通过理性的公共使用，哲学家才是城邦的一分子，是城邦的保惠师与守夜人。同时，也只有通过理性的公共使用，我们才能回答公众的问题（这是他们正当且应该被满足的权利）：哲学何为？哲学家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