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一般公众而言，这样的一个黑格尔有什么知晓的价值呢？让我们回想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话：“对过去的纪念式沉思，研究更早世代的经典的东西和罕见的东西，是通过什么对当代人有用的呢？他由此获知，曾经存在过的伟大的东西，无论如何曾经是可能的，因而也会再次成为可能的；他更勇气十足地走着自己的路……”似乎这就已经是充足的理由了。
犹太人曾对弥赛亚有三个要求：君王、先知、教师。哲学家当然不是弥赛亚，这三个要求之中的头两个是过于苛刻了。哲学家从来都不是王，而且也最好不要自以为可以是王。哲学家也不是先知。因为先知所说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话语，而且胜利的先知又总是武装的。那么，哲学家还是教师吗？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中，他教谁呢？他又能教些什么呢？他是不是只是有损地批量复制着自己，以便充实大学哲学系的教职空缺呢？
哲学家是教师，这只能在理性的公共使用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因为教师就意味着与真理同行，从而与自由同行。而董特的这部《黑格尔传》让我们看到了，作为教师的意义与作为教师的代价，也让我们看到了，哲学家该如何活在他的时代之中。
董特的这部《黑格尔传》如此特殊，它的读者会是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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