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伯夷叔齐采薇图》。作为“历史故实画”之一种，它通过颂扬伯夷、叔齐的气节，起到聚拢人心的政治宣传作用。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长期从事宋史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她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宋代任官制度的学术成果，由此展开对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此外，她的研究范畴还涉及宋代的“祖宗之法”、唐宋妇女史、家族史等。新世纪以来，邓小南不断呼吁对宋史需要“再认识”，提倡为宋史研究引进新方法、新视野，重新发掘旧材料和重视利用新史料。这篇访谈，即是对“再认识”的一个概括性介绍。
这些年来，您在不同场合都曾呼吁说，要对宋代历史“再认识”。那么，这就意味着以前的认识必然存在着不足之处，值得我们再去重新审视这个历史时期。您是如何界定这个“再认识”的？
邓小南：历史学是一门重在反思、重在辨析的学问。既然如此，“再认识”就始终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与责任。就宋代历史而言，所谓“再认识”，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应该说，对宋代历史的研究，近代以来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积累了不少基本认识；其次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队伍的壮大，研究议题更加丰富，材料解读愈益深化，有些问题，包括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南北格局、胡汉 / 华夷关系、权力运作方式、财政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变迁等——确实需要重新认识，需要置于长过程大背景下予以思考；目前也有了新的审视角度、新的观察视野，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研究中，对宋代的认识可能是反差最为突出的。相比于其他历史时期，宋史研究的空间值得大大拓宽，思考讨论应该更加缜密。认识这一时代的历史，不能单一视线，也不能选精拔萃。“再认识”需要学界集体性的自觉，需要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也需要关注不同时代回应现实的特有“路径”。
我跟学生讨论时会说，史学成就的高低，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材料与议题结合的程度。最近几年徐谓礼文书的发现和整理，对制度史研究者是难得的机遇。但整体上看，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足以撼动宋史研究基本框架的考古发现或其他类型的新材料；缺少来自新材料的冲击，也相对缺乏对材料的敏感。这对宋史研究者来说，或许是一种“天然”的缺陷，也是我们学术训练中的软肋。新材料带来的激荡不足，更要靠我们提高学术敏锐度，在现有材料中读出新意。
说到新的材料对宋史研究带来的冲击，您曾经呼吁和提倡深入研究宋人书画，为宋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能请您具体谈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吗？
邓小南：我们做宋史，今天真正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迹，除去我们熟悉的史籍，就是传世书画和古建筑。无论书法还是绘画作品，都蕴涵着当时文化菁英的学养与情操。但就其功能而言，二者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与绘画相较，书法在现实生活中承载着更为直接的社会功能，是人们用以沟通信息的方式；无论在察举科举中，无论是为官任吏者，都无法离开书写技能。作为自古以来的实用技艺，书法体现着士人的基本能力素质，也是谋生的手段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官场和民间长期受到重视。目前传世的宋代书法作品，多是士人手迹。就其风格而言，有常用于官方文书撰写抄录的“院体书法”，也有“文人书法”。文人篇什作品与其墨迹，往往构成“一体两面”的欣赏对象。就其内容而言，属于原创者，往往为公私文书、诗文、题跋之类材料，大多可直接作为原始史料利用，其中有些本身即是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资料。
宋代书法作品中保留着一些诏敕，这类文书就是当年政令的载体。其中有赐予臣僚个人，作为指示、奖谕或表示体恤的；也有颁发给特定部门，作为政务“指挥”行用的。类似的内容，文献中有不少著录，但很少记载时人习见的文书体式。书法作品中的政令原件，让我们有机会注意到当年制度运行的实际程序，包括具体内容、各环节的承接方式、沟通途径，以及签署者、责任人等详尽信息。若想关注制度演变脉络，让我们的认识落到实处，只能依靠这些书法实物。
画作对宋史研究者也很重要。艺术史本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被人为分开了。当然，历史学者与艺术史家对画作的认识角度不同。艺术史家往往是将特定背景下的画卷“拉”出来，进行集中聚焦式的情境分析；历史学者则倾向于把书画材料“纳”进特定的背景之中，作为观察时代的一个“入口”。以政治史研究为例，画作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史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由于中国绘画中确实存在“政治主题”；画作可能是权力的显现，也可能是权力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当年的创作活动、书画收藏与欣赏、书帖与画谱的编纂，本身就可能蕴含着政治的寓意；后妃、臣僚、画师的艺术才赋，都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宋代历来以宫廷绘画兴盛、职业画家活跃、文人画思潮形成而著称。宋代画作中，有不少是政治宣传画，或展现帝制权威尊卑秩序，或渲染治世圣德祥瑞，或献策逢迎或规谏针砭，都是当时政治生态的鲜活反映，也让我们注意到通过画作引导舆论、占据文化制高点的努力。成于北宋仁宗朝、用于劝谕鉴戒的《观文鉴古图》《三朝训鉴图》等，直接服务于朝廷政治目标，用作“帝王学”图文并茂之教材，同时也被宋人视为了解本朝圣政、祖宗故事之史料。除了与宫廷或朝政相关的绘画之外，宋代的地方官员会以画图作为告谕民众的施政手段；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也会以图画或直白或幽约地表达心声。文人的绘画及鉴赏、馈赠、收藏等活动，也渗透着结交人际网络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脱于政治的文人画，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结果，体现着对当时政治景况的直接间接回应。
说到拓宽材料面，还有一类材料值得注意，就是明清社会史研究者经常用到而宋史学者不大利用的宗谱、族谱、家谱。一般来说，修谱者所展示的家族史，反映的是相对封闭的内容，重支派蕃衍而不重时代环境，与研究者所追寻的历史，存有相当的距离。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宗族“活”在人们选择性的记忆中；其记叙反映着子孙心目中对前世的追认与理解，大都有夸饰甚至虚构的内容。我们注意到后代编修的族谱追溯宋代先祖情形往往“不靠谱”，通常认为不可信据；其实，若能下功夫仔细辨识，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就我个人有限的了解而言，明清乃至民国精心修缮的一些族谱，例如浙江龙泉何氏宗谱、缙云吕氏族谱所记述的宋代祖辈行实，虽然有明显的混淆误差甚至掺假，但其中确有宋代留下来的真实内容，应该是在宋代材料的基础上“盘整”而成。像宋代官称之类，造伪并非容易。一些宋代资料通过重辑翻修的形式，被包裹着“活”在明清以降传世的谱系之中。实情与伪作，应该仔细梳理剥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这类材料中散存着我们至今尚未充分辨析发掘的宋代社会史研究“资料库”。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我们对宋代存有各种各样的负面印象，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学者却对宋代给予极高的评价，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
邓小南：的确，大家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国内学界与西方汉学家对宋代的认识颇不相同。这种差异的背后，是思考语境与学术脉络的不同。具体或许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
其一，我们对宋代的认识框架基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和反观历史的体悟；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学者从外在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通常没有这种内心感受。
其二，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大一统”与政权间角力的成败，是国内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学者与我们学术背景不同，更加注重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因素。凡此种种，都呈现出不同的思考方式，需要我们在更为开广的视域中相互启迪，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
我们对宋代留下的负面印象当中，最突出的，流传也最广的，可能就是“积贫积弱”这一点了。您也曾经提到，中国主要朝代的创业君主中，只有赵匡胤出身于职业军人，然而，赵宋王朝偏偏以对外军事作战不竞不振而著称。在您看来，我们该怎样看待宋代这种既 “以兵立国”又“崇文抑武”的现象呢？
邓小南： 关于“积贫积弱”，自上个世纪中期，学界一直就有这样的认识，教科书上通常也这样说。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痛感宋代是“积贫难疗”、“积弱不振”；最近几年，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讨论，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看到，在宋人的说法中，“积贫”大多是自民生角度着眼；“积弱”则是指本朝国势。而近代以来批评的“积贫积弱”，则都是针对赵宋王朝整体国力的评断：积贫，是从宋代国家财政用度出发（例如冗兵冗官冗费等）的认识；积弱，是针对其国势疲弱、备受欺凌的慨叹。这样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特征，但涵义比较含混，征诸历史事实也并不那么确切。
明史专家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针对宋代提出一个疑问，说“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在今人想象中，“军事上的作为”是指对外作战的成就；而在当时，五代扰攘动荡主要源自禁军，出身军事统帅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为防范内部变乱，稳定政权，首先是要收揽军权，控御军将。太宗及其后的君主，亦竭力倡导军将循谨驯顺。就赵宋而言，“天下大势分为南北”（章如愚语），始终处在“国依兵而立” 的局势下，“兵卫者，国之爪牙”（张方平语）；正因为如此，对关系全局的爪牙之驭制一直是朝廷所不敢释怀的。
宋代文武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文武殊途定位实现的。一方面仰仗文臣，使其操持国柄；另一方面，则以丰厚待遇笼络武将，“依重兵而为国”（张方平语）。至于后人批评的“崇文抑武”政策，初衷是有鉴于五代局势，防范武将跋扈，保证统治安定；这一政策在民间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
宋代军事方面的问题，包括与北族政权的对峙缘起，要置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两个半世纪的长过程中观察。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北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对峙线，南推到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这样的军事地理格局当然对北宋相当不利。但军力不振的关键在于最高统治层的战略决策失误，也可以说是太宗以来“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政策以及猜忌方针带来的严重后果。就军队的作战——尤其是守御战——能力来看，实际上不似通常想象的那般不堪。许多军将士兵在艰苦卓绝的情势下，用自己的脊梁撑持着两宋的防卫格局，使当时的经济、文化能有机会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关于宋代的政治局势，有的学者评之为君主专制独裁，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帝制阶段“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这种明显矛盾的观点，是如何同时存在的呢？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邓小南：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五代以来，天子排除了中央政府中的贵族势力，继而又在与军阀的斗争中胜出。宋初君主驾驭军队的成功、相对于中央政府的威势，两者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天子独裁政治”。不过，就宋代的情形而言，所谓“君主独裁政治”，并不是皇帝个人享有绝对权力、得以为所欲为的政治状态，而是以中央集权官僚制为基础、事实上受到制约的政治体制。
帝制时期，就其根本性质而言，都是专制王朝，说不上“三权分立”，不可能“民主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乌鸦一般黑”。帝制王朝的统治形态、集权专制的运行方式并不相同。相较之下，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虞云国语）。北宋前期安定内政、化解矛盾时采取的理性务实态度，为国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宽松的环境，人材得以涵养蕴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有了长足发展的可能。传闻中太祖与赵普的对话，有“道理最大”一说；尽管无法证明确系当时说法，但至少宋代士人反复征引，将其视为本朝的政治基调，直至南宋后期都有其影响。与此同时，宋代也有树立威权的政治整肃，有文字狱和党禁，很难说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但整体上看，士大夫代表着“立国之元气”，对政治的参与度确实较其前后时代更强，这不仅造就了士大夫阶层本身，也给宋代政治增添了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之为“中国帝制时期思想最为自由的阶段”，与事实并不矛盾。
您曾经提到，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统治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两朝相比。但是，北宋结束了五代这个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能否请您深入谈谈这个观点？
邓小南：中国历史上的十至十三世纪，是又一个“南北朝”时期。此前分裂时期并不少见，有的分裂阶段曾经持续二三百年，也有若干政权—特别是北方多个民族政权—并存的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建立在晚唐藩镇割据基础上，是中原王朝辖境内部的分裂，而且南方多个小国分立，可以说是相当彻底的分崩离析。北宋所完成的，只是恢复了唐代后期的基本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旧境相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统一”。讨论宋代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不能脱离这一基本的空间格局。研究者应该把“宋代”视为一个时代史，而非单一政权史，才有可能综观全局。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外一些史学家集体撰著的China among Equals一书，指的就是这种外部势力环伺、内部生存空间狭小的局面。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重归统一，是由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完成的。
赵宋王朝自其建立之日起，即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加之五代政权频繁更迭的前车之鉴，其内政选择明显倾向于因循求稳。统治集团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本，措意于权力制衡，严控禁军指挥权，尽力消解地方军政势力，路州县级官员由中央部门直接调遣，依靠多途多层渠道下达中央政令、获知社情民意……用当时人的表述，是“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范祖禹语），说法虽有夸大，但其统治达到的纵深层面，确实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汉唐统治结束于内部变乱，而宋代以来，地方无力再与中央抗衡，政权内部势力也很难再通过“禅让”之类名目颠覆朝廷，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分裂割据局面。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维持了五十三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不少人只不过把他当作“第六代”君主而已，认为他会像以前几个君主一样短命。但是宋朝稳定了下来。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邓小南：今天会说赵匡胤是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但当他取代后周之际，时人可能感觉是“六代”又一短命王朝的开始。我们对当时举措的观察，也要从这里出发。
赵匡胤兄弟成长于五代，在他们之前，晚唐五代的精英人物一直在艰难地摸索解决困境的出路。无数经验教训的积累，使得调整变革的思路渐趋明晰。宋初政治领袖的贡献，正是基于一二百年间的探索，实现了王朝的稳定。朱熹曾经回顾说，太祖的做法是“先其大纲，其它节目可因则因”。当时的大纲，首先是建立“君君臣臣”的王朝政治秩序。与五代君主比较，宋太祖相对理性开明。从根本方针来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是其精神原则，“立纪纲、召和气”是其基本政策的两轴。宋初的具体做法，涉及集中兵权、财权、人事权等诸多措置，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步步为营，以较小的代价得到解决的。
中国历史上，虽然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儒学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士大夫政治”，直到北宋才出现。在您看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邓小南：士大夫政治形态的演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士大夫介于帝王与民庶之间，兼具读书人和官僚的双重身份，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中唐以后，这一阶层的社会构成逐渐脱离了世族背景，宋代更有许多“寒俊”侧身其间。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通过科举脱颖而出，认同儒家学说的基本价值，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用欧阳修的话说，宋代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在正常的政治局面下，建言施政空间比较开阔。这一群体能够在国家政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也与宋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相关。
不过，对所谓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推论过远。论者经常引用文彦博“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认为是反映士大夫政治成熟程度的“标志性言论”。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君臣“共有天下”，不是对国家权力共同平等的分享，充其量只是君臣“共治天下”。帝制社会的权力结构有其层次，这使得“共治”不仅可能，也有必要。
遗憾的是，通过科举得以脱颖而出的这些士大夫，一方面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一方面又在无休无尽地政争，甚至发展到了贻误国事的地步。对此我们应该怎样认识？
邓小南：宋代士大夫中有许多具有深厚涵养的优秀人物，但这既未能保证宋代的政治运作始终朝向正确的方向，也未能使士大夫群体本身凝聚共识。在北宋中后期及南宋中期的政治风云中，这一群体陷入无尽的政争。这无疑与朝政趋向有关，也与窥测上意追风人物的表现相关。
北宋统治者对臣僚纠结朋党的戒惕，始料不及地促使了朋党之议的勃兴。“朋党”范畴之不确切，使其难于查实而易于被利用；同时容易激发情绪冲动，调动群体间的敌对意识，导致酷烈的派系政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君子”群中，看似水火不容的两极之间，往往具有比人们意料中更多的共通之处。无论是王安石或是司马光、二程等人，都希望“一道德以同俗”，在诠释“道德”之际，都具有依事划线的主观倾向。他们中的许多人虽欲更新时政却又热衷于各立门户，致力于制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此后，“一道德”更成为整肃政敌的旗号。道德理想主义的诉求，本来是人文精神的反映；但要求道德学术“同于己”“定于一”，则是当时士大夫共同认识局限的表现；也正是因此导致了北宋后期士大夫群体内部深刻的分裂。而当朝廷致力于“人无异论”“议论专一”时，则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
您曾经说过，“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您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过程？
邓小南：我们常说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是起讫点不一、内容性质不一的多种演变过程交错汇聚而成。这些过程，或与王朝递嬗同步，或与朝代更迭参差。提到从唐到宋的变化，大家自然会想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这一假说关注政治形态、社会群体、经济结构、军事阶层的演变，建立起集中醒目的研究框架。但我们不宜将“变革”一语做绝对化的理解，也不能拘泥于“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要长程观察，而不以王朝之废立划为断限。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说法，是受陈来教授启发。研究者都会感觉到，唐宋时期整体的社会氛围颇不相同，这种转变，重要的端倪始于唐代中期。唐代前期勋贵集团影响突出；经历过中晚唐到五代的社会变动，既有秩序被冲击，社会结构调整重组，“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杜甫语），“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袁采语），没有特殊家世背景的“寒俊”走上政治舞台。继承唐代而来的宋代文化，风格情趣有了明显不同。文学重心下移，体裁从诗文扩大到与市井关系密切的词曲、小说；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唐代前期宗教气息浓厚，而禅宗“一扫繁琐章句之学”（陈寅恪语），成为本土佛教代表，渗透到民庶世俗生活与士人意识中。宋代是一民间宗教勃兴的时期，无数“杂祀淫祠”，无不与民众日常祈愿相关。伴随古文运动的兴起、新儒家的出现，学术文化的潮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我们熟悉的文字和图像材料来看，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日益被关心被反映。以往千篇一律的墓志，有了鲜活的内容；画作中雍容闲适的形象，部分被辛勤劳作的人物取代；地方志则成为士人交际网络与地方性认同的载体。诸如此类的现象不胜枚举。我们说“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所谓的“化”，是指一种趋向，一种过程，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不是突变，而是渐变，不是断裂，而是因革”（张邦炜语）。■
封面邓小南像：刘筝 绘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