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确如道德家所言，道德是人对自身的一种约束，那么这种约束或许正是基于从他者立场所作出的自我审视，而历史恰恰是每个角色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韩厥捉放程婴的几次犹豫之间，何尝不是流露出举棋不定的困惑；公孙杵臼被杖罚时对程婴的咒骂，又未必不是发自真心的懊悔。但他们终于以生命的终结完成了各自的选择，也成全了历史上的自己，这也许才是他们人性的动机吧。
纪君祥在八百年前写道：“向这傀儡棚中，鼓笛搬弄，只当做场短梦，猛回头早老尽英雄。”八百年后，韩国戏剧家用一种更为现代的语态阐释这其中的意义：“人生不过是一个木偶戏台，踩着鼓声，和着笛声，一晃才惊觉，浮生若梦，人生转瞬即逝，务必且行且珍惜。”虽说少了些刚烈，却凸显了其中的历史思辨意味，也因此似乎更趋近于莎士比亚“世间为舞台，冠笄皆伶人”的感慨。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韩国国立剧团的这一版《赵氏孤儿》在古老的道德和现代的人性之间努力寻找着某种价值判断上的共识，但这种共识并非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当道德与人性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创作者并未简单以回避的方式模糊处理，而是以鲜明的态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该剧对程妻这一角色的塑造上，我们便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点。
如果仔细考察程妻在《赵氏孤儿》历代版本中的形象流变，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这个母亲和她怀中那个才刚满月便替人而死的婴儿，是这出复仇大戏中最无辜的受害者，也因此会直接威胁程婴复仇大计的正义性。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中，程妻是个根本不存在的角色；而在民国时期《戏典》（南腔北调人编）收录的《搜孤救孤》中，程妻干脆成了主动献上自家骨肉成全大义的贤妻典范。
今天的创作者显然无法再以如此蛮横的方式摆布一个女性。于是，这个心智单纯的女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声质问：凭什么权贵家的孩子就一定要活下去，而平民家的孩子却要为之送死？她才不会献出爱子去成全丈夫的道义，更不会心甘情愿地令其成为庙堂政治角斗的牺牲品。当她的孩子被强行夺去之后，她唯一所能做的便是以自己的死亡作为最激烈的抗议。
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始终提醒着我们，程婴可以成全自己的道义，却也永远无法面对自己的罪责。于是，当漫长的复仇誓言终于兑现的时候，程婴诧异地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像赵氏孤儿那样获得嗜血的快感，而是陷入了不可名状的空虚。大幕行将落下，死去的魂灵在舞台上一字排开，程婴走入他们中间，却始终没能得到妻子的谅解。这源自人性的沉痛鞭笞，或许正是这出戏最大的道德。
本版摄影/王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