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少商第一次离家远行，就遇到蜀中谋反的险局，既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又感佩于守城死战的程老县令高义，开始理解母亲的艰难不易，也开始跳脱出方圆宅院的局限。这是少商个人成长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也确实成功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凌不疑身上背负的血汗深仇和他皇帝义子的身份，也注定了“家国”将是剧中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然而，“古偶”的重心毕竟在于言情，《星汉灿烂》的宅斗底色又让家宅矛盾占据了不少篇幅，留给家国天下的戏份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创作者的能力也不足以支撑作品在朝堂风云与天下战局中写出厚度与实感，表现在剧中，就是与朝堂、战事、军械案相关的情节被处理得粗疏而悬浮。

这也是今天的“古偶”普遍面临的问题。自从《琅琊榜》之后，家国叙事成为提升古装剧品格的重要元素被频频征用，急于从“只谈爱情”的叙事套路中突围而出的古偶剧也不例外。然而，“家国叙事”本不该止于情绪的调动，而应该提供理性的思考。《琅琊榜》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将原作中架空的历史背景落到了实处“南梁大通年间”，塑造了一个足够有真实感的国家。但是大部分古偶剧创作者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只能像《星汉灿烂》这样东拼西凑一些社会制度和经济民生塞到剧情中，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反复以“家国情怀”调动观众情绪，另一方面却无法为这种激情提供切实的逻辑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偶剧创作者们频频在作品中插入缺乏根基而强行煽情的“家国叙事”，恐怕不是一个良性趋势。

(作者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