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多年来让我深感痛惜的是，比沈、陈二老年轻得多的几位同仁，反倒早早离我而去了。走得最早也最年轻的，是文编李园。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来到北影，先在《北影画报》当编辑，因几度向我约稿而相识，彼此很投合，后来便调到了《电影创作》。他比我年轻近二十岁，却也与我有同好焉：京剧。我自幼喜欢京剧，收集的音像制品很不少，常苦于无人分享。没想到眼前忽然出现一个年轻同好，聊起马连良的《十老安刘》或《审头刺汤》，杨宝森的《乌盆记》或《击鼓骂曹》，李园的点评都头头是道，很让我为之惊异。我那些收藏从此有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常来分享，岂不乐哉！

李园人如其名，长得圆圆乎乎，为人也一如其貌，随和厚道。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但业务能力很强，而且肯于担当。某期本刊发表了对本厂一位导演的采访记，李园执笔，内容涉及一部影片的署名问题，不料引起了本厂一位编剧的不满，要求在本刊发表一份声明，“以正视听”。本厂的编剧和导演在本厂主办的刊物上开打笔墨官司，显然很不妥当。我正为此为难，李园提议刊登一则更正，说明那是由于他行文不当，造成了编导双方的误会，谨向双方和广大读者致以歉意。一场萧墙之阋就此轻松化解。后来得知这一内情的人，无不对这位年轻人的襟怀表示赞佩。

可谁料到，那时肥胖和嗜酒已在悄悄侵蚀着他的肌体。1992年秋，全国电影厂文学部主任年会决定在九寨沟召开，文学部决定由我和李园两人出席。当时预订车票十分困难，李园就自己去西直门火车站买票，不料排队时心脏病突然发作。我接到电话赶奔北大医院，他竟再也没能苏醒，就那样撒手西去了。当时他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