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李园之后离去的，是文编王云龙先生。他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是北影文学部最资深的编辑之一。云龙兄文学功底扎实，审稿经验丰富，只是性格朴讷，拙于言辞和交际。

靳玉珠先生，1964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他身材瘦小，不修边幅，加上腿脚有幼年留下的残疾，乍看起来就像个半文盲的老农。我和靳玉珠先生有次闲聊时曾谈及《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我才发现他内养很深，与其外部形象真是判若两人，实不愧为全国著名夫妻教授陆侃如、冯沅君的高足。

云龙兄年长我11岁。我从玉珠先生口中得知，云龙兄在家排行老大，云南的家里还有好几个弟弟和多位亲属，但多年来由于工作繁忙请假不易，相对于当时的工资，路费也相当不菲，老来得子后经济负担又大增，回老家与亲人团聚就更成了一件难事。

也算天公作美，不久机会来了。我得悉一年一度的全国电影厂文学部主任年会将要在云南召开，继而本厂文学部为拍摄而组织的剧本选题中又有一个与云南有关的题材。我于是委派云龙兄围绕这两件事拟几个选题，到云南去约请当地作者写两篇稿子，以供本刊选用。我特意对云龙兄交代，云南去一趟很不容易(当时从北京乘火车到昆明要走53个小时)，约稿不必局限于省府昆明，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多跑几个地方。

尽管我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语气，云龙兄的神色还是有点儿激动，但公事之外什么话都没说，就像平常外出组稿那样去了云南。回来后交给我两篇约来的文章，也还是讷讷如常，没说什么客套话。但后来玉珠先生告诉我，这件小事让云龙兄非常感慨。其实我并没付出什么，只不过在职权范围内公私兼顾了一下而已。

云龙兄外表看去朴讷寡言，甚至有些窝囊，内心其实充满热情，而且手头很巧。无论哪个同事家里有什么活儿需要帮忙，他知道了都会主动上门，像个老工人似的抄起工具就干活，一点没有某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到了攸关命运的时刻，云龙兄更是最可信赖的人，绝不会出卖同事和朋友。已故的文学部资深编辑、小说家陈瑞晴大姐，就曾在本刊撰文回忆，当年她被打成右派，许多原来关系亲近的同事和朋友为了自保，在会场上纷纷对她展开揭发批判，云龙兄却不顾自身安危，自始至终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