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花鸟画是怎样发展下来的
关于中国花鸟画发展的一些社会、历史、经济等因素,限于我的水平,只好期待着绘画史专家们去发掘,去整理。我只从花鸟画这一角度谈谈它的表面现象。
谈起我国花鸟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写生传统,就首先应从象形文字的创造谈起。当然,彩陶还更早了。我们仅从殷代的甲骨和商周的青铜器上所见到的象形文字(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由于传写版刻还恐有讹误,不去征引),已可以看出创造文字者是用现实主义写实的创作方法来塑造形象,使得这一具体形象简单概括、特征鲜明,使人一望而知:羊是羊,马是马,长鼻的是象。我们祖先通过精确的观察、细密的分析、仔细的比较、大胆的概括,创造成为象形文字——单一的绘画,就今日所见到的,起码也有三千多年以上的历史,这是首先值得我们骄傲的(我在这里不预备谈埃及的象形文字)。例如:
羊——“”、“”,这是从羊的前面看,只画出头形,“”这是从后面看羊角、四肢和尾。(并见《金文编》《殷虚书契》二书)
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塑造出鸟的生动形象。(并见《金文编》《殷虚书契》二书)
乌——“”、“”,乌鸦嘴大,全身黑羽,眼睛也是墨的,根本看不到,创造者就抓住这一特点,塑造出乌鸦的形象。这个字义也就从谚语“天下乌鸦一般黑”得到了解释。它和鸟字的分别,只是嘴大,眼睛少了一点,这是多么生动、多么写实呀!(并见《说文古籀补》《金文编》二书)
豕——“”、“”、“”,把猪的形象,极其具体地描绘出来。(并见《说文古籀补》《殷虚书契》二书)
象——“”、“”,象的大鼻子突出地描绘出来。(见《殷虚书契》一书)
此外马就画成“”,鱼就画成“”,燕就画成“”,虫就画成“”……在古代器物的铭文和龟甲兽骨的文字上例证很多,足以说明创造气韵生动的现实主义象形文字,这正是我们民族绘画写生的优良传统。谈民族绘画的发展,我以为首先应从象形文字说起。
鸟兽草木之名,在商周时代已经在民间歌谣—《诗经》中大量地出现了。同时,劳动人民在商代的青铜器花纹上已塑造了凤的形象。此后简单的花朵、生动的禽鸟等,我们从铜器、陶器、玉器、漆器、砖、瓦以及壁画上都可以见到活生生简练概括的形象。东晋顾恺之(约345—406年)传世的《女史箴图》,在“日盈月满”那一段里,他画了两只朱红色的长尾鸟,一只惊飞回望,一只伸颈欲飞,非常生动,在流传至今的卷轴画上,这要算是最早的了—当然长沙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帛画》(见北京历史博物馆印行的《楚文物展览图录》十二)更在前。自东晋经南北朝到隋唐(公元4、5、6、7世纪),中国绘画汲取外来文化,营养自己,更加多样化。那时在文献上已有一些花鸟画家出现。同时,民间画家的遗迹,在壁画上、墓葬砖瓦碑碣上、建筑物上、日常生活器物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丰富、生动活泼的花鸟画和花鸟图案画,直到它完全发育成为单一的绘画——花鸟卷轴画。
女史箴图(局部) 东晋 顾恺之
卷 绢本设色 28.8cm×348.2cm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龙凤人物帛画 战国
绢本墨笔 31.2cm×23.2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唐代(公元618—907年)的花鸟画家,据《宣和画谱》(书成于公元1120年)的记载,只有八人。书上谈到薛稷画鹤,说他是写生,不但是形神姿态如生,而且一望即知鹤的雌雄和鹤种的南北,所以李白、杜甫都写诗来称赞他。现在流传到域外的赵佶的《六鹤图》,很可能是沿袭了薛稷的画风传下来的。书上这样说到边鸾:新罗国送来一只孔雀给皇帝(唐德宗李适),这孔雀善于舞蹈,皇帝就命边鸾画它,画成,仿佛孔雀真的按着音乐的节奏婆娑起舞。又说,萧悦画竹,被当时诗人白居易看见了,作诗题他画竹说:“举头忽见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民族花鸟画的写生传统,是抓住对象一刹那的动态把它表现出来,这和把画花(包括画竹)画鸟认为是静物画恰恰相反。《宣和画谱》又说,郭乾晖善画鹞,他常住郊外,养禽鸟玩弄,偶然心有所得,当即用笔作画,画成,格律老劲,曲尽物性之妙。上面虽仅是些文献上的记载,但我们看一下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簪花仕女图》里所画的花和鹤,尽管画家不是花鸟画的专家,也可以看出它相当的生动活泼。在这时期里,民间的花鸟画更加发达,在壁画上、器物上、雕刻上都显示出繁荣富丽、生动活泼的作风,比前代更加丰富多彩。
簪花仕女图 唐代 周昉
汇聚古今鼠生肖形象的“灵鼠兆丰年——上海博物馆鼠年迎春特展”14日揭幕,为即将到来的农历庚子鼠年纳福迎祥。 鼠,位于十二生肖之首,鼠年的到来预示着又一生肖轮回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