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四川记者付远书

百余年来，中国戏曲改编外国名著名剧的脚步一直向前，创造了不少优秀作品。京剧也不例外。这种以京剧特有符号体系去接收、传播外国名著名剧的“跨文化京剧”有何意义？如何选材改编？这在业内成为常议常新的话题。

前不久，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举办期间，专题研讨会“京剧编演外国题材的实践路径和价值取向”在成都举行。专家学者从近年来推出的京剧编演外国题材的优秀剧目出发，总结成就和经验，探讨当下京剧编演外国题材的创作方法和路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上海京剧院原院长单跃进认为，跨文化的现象是中西方共有的，而京剧在其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他以上海京剧院在2004年和2010年创排的《王子复仇记》为例，讲述如何利用西方题材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戏剧文化。

“剧中，王子在城头巡查‘遇见’老王灵魂的情景，老戏迷很容易发现这与《秦琼观阵》如出一辙。再比如末场，在一段悲凉深情的吟唱后，王子徐徐做‘探海’式，接着突然转身接‘射燕’，挺身‘僵尸’，轰然倒地。每每至此，观众席如潮的掌声响起。有一位丹麦资深记者曾对我说，她见过无数的哈姆雷特之死，但京剧的哈姆雷特之死是让人心灵震撼的。”单跃进介绍，除《王子复仇记》之外，上海京剧院还推出了根据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改编的《岐王梦》、改编自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情殇钟楼》，以及源自契诃夫小说的《小吏之死》……一系列的跨文化戏剧实践，既着眼于中外文化交流，又着眼于京剧艺术自身的拓展。

百余年来，京剧通过改编外国题材不断彰显中国戏曲的包容胸怀和艺术魅力。那么，京剧排演外国作品对中国戏曲自身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京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叶金援曾参演以京剧表演方式创编的外国题材剧目《中国公主图兰朵》。在他看来，将国外名著名剧改编为京剧，拓宽了京剧的题材、开拓了观众的视野，也提高了京剧的表现力。同时，这些改编剧目吸纳了原作品思想内涵、表现技巧，有利于赢得更多观众、拓宽市场份额，增加传统京剧走出国门的机会。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舞台呈现，排演外国作品要京剧化而不要外国化，不能离开京剧本体，成为蹩脚的西洋歌剧。

改编外国作品到底“有没有戏”？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研究员廖全京介绍了相关经验。据他透露，知名编剧徐棻根据奥尼尔的话剧《榆树下的欲望》改编的川剧《欲海狂潮》和魏明伦根据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改编的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为后来者积累了一些改编外国作品的经验。

“首先是要寻找共生因子。”廖全京表示，中外文化之间存在一些彼此影响、相互认同的共生因子，发现并研究这些共生因子是所有改编创作不可忽视的前提条件，而强化川剧精神也是重要一环，具体表现为，要充分发扬川剧的悲剧喜演的乐天传统，充分运用载歌载舞的川剧手段和灵活多变的舞台调度。

关于选材，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梅兰芳纪念馆原馆长秦华生也颇有研究。他以京剧《摩登伽女》《吝啬鬼》为例分析认为，京剧编演外国题材戏，选材是关键。据他介绍，《摩登伽女》中，尚小云在剧中跳“英格兰女儿舞”让观众耳目一新；《吝啬鬼》安排了大量的丑角唱腔和核心唱段，全面展现了京剧丑行的表演特色，让观众忍俊不禁，现场效果极好。

“由此可见，京剧编演外国作品应精心选取蕴含丰厚的异域故事与人物，引起中国观众的审美兴趣。同时，选取的异域故事和人物，能够与京剧艺术的规范具有相融性，既主要运用京剧艺术表演，又可以适度加入异域艺术元素，使京剧舞台的呈现丰富多彩。”秦华生说。

“新编外国题材的京剧，这是艺术创作中应有的课题。”一级编剧严福昌表示，编演外国题材的实践路径，要回归或遵循戏剧本体，即中国京剧（戏曲）的假定性、虚拟、写意、程式化。编演外国题材的价值取向，简而言之应是“洋为中用”，通过与现实观照的题旨、东西方思维衔接交融、心领神会的共情共鸣，以此达到文明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