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温度、可触摸、可收藏的党史读物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长征时期的特殊“食物”黄花草、国旗设计原稿等，透过建党百年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一个个鲜活而有温度的故事呈现在读者眼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创作的《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近日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精选党百年来不同重要历史时期的数十件有代表性的红色文物，以时间为线索，以文物为载体，讲述文物背后的动人故事，还原文物的历史环境和背景，通过一件件“活起来”的红色文物，以点带面，串联起党百年来筚路蓝缕、恢宏阔大的历史，立体展现党由小到大、从苦难到辉煌的成长历程。

该书突破了历史的一般呈现方式，党史与文物相互激发，《新青年》杂志与李大钊的《狱中自述》等文物与党史故事，见物、见人、见事、见史，内容真实饱满，几十幅文物图片与文字相得益彰，在生动的形式和感人的故事中，带给人教育和启发，是一部有温度、可触摸、可收藏的党史读物，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庄严献礼。

《青年杂志》创刊号及更名后的《新青年》

“它如春雷初动一般，唤醒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

作为20世纪初中国一份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它拉开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竖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使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盲从和蒙昧中解放出来，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它是《青年杂志》及其更名后的《新青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收藏着《青年杂志》创刊号及更名后的《新青年》。

1915年夏，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同年9月15日创办了《青年杂志》。杂志最初为月刊，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六号为一卷。由于与当时其他刊物名字雷同，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青年杂志》创刊号封面上半部分标有法文刊名“LA JEUNESSE”，意为“青年”。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深受法兰西文明的影响，陈独秀也极为推崇法兰西式的民主。封面的下半部分正中间印有青年偶像、美国钢铁大王、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的肖像，呼应刊内的彭德尊从卡内基英文传记中节译并穿插个人评论的《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人物肖像左上角有一个形似雄鸡的图标，鸡身贯穿字母“Y”，寓意为雄鸡破晓，唤醒青年。整个封面运用红、黑、绿三种颜色，构图既显得庄重大方，又不失明朗活泼。

《新青年》的封面设计则较为简洁，重点突出“新青年”三个大字；仅用红、黑两种颜色，显得更加端庄稳重。从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封面正中间最醒目部分，用盾牌形线条框起本期要目，更便于读者直观地了解刊物的内容。

此后，《新青年》封面还有过几次变化。从第七卷第一号开始封面内容再次简化，只设计了一个“井”字黑框，正中竖排写有“新青年”三字，两侧是刊号和出版单位。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新青年》的封面中间设计成了一个地球形状的图案，上有两只紧握的手，图案上方写有“新青年”，下方是刊号和出版单位。之后出版的《新青年》除第八卷第二号以罗素照片为封面外，一直沿用地球形状的图案，只是更换色彩而已。

也是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

《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生命践行“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的革命誓言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的胜利》（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其发表标志着《新青年》从民主主义刊物向社会主义刊物的过渡，他的作者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一生笔耕不辍，为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而他在北洋军阀监狱中写就的《狱中自述》（简称“自述”）成为他忧国为民、宣扬革命主张的最后一篇著述。

“自述”定稿共计2800字左右，但全篇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也没有暴露李大钊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而是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回应了敌人的问题。这是为何？

中共一大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中共三大之后，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按照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要求，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成为主席团的5个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与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会后，李大钊担负起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紧急下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通缉李大钊。此时的李大钊坚持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并于1926年3月底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内。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占领北京，加紧对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革命者进行迫害。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兵闯入苏联驻华使馆，大肆进行搜捕，李大钊被捕入狱。

刘学红的一九七七年高考准考证

考虑到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而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半公开地位，张作霖正有意拉拢国民党，经深思熟虑，李大钊在“自述”中以国民党人自称，叙述了自己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国民党的经过，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有关国民党的情况，并称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于共产党的情况。

但是，李大钊却借国民党人的口吻申明了一些共产党人的“目的”和“主张”。他在“自述”中说：“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自述”的最后部分，李大钊写道：“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最后，他以生命践行了自己许下的“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的革命誓言。

刘毅长征途经葛曲河畔时采集的黄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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