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文化频道综合】20年前的今天，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死于京郊寓所。
半个月后的1997年4月26日，八宝山一号大厅外，300多人前来吊唁，据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责任编辑钟艳玲的回忆，前来吊唁的，除了少部分王小波的亲友，其他都是自发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
在王小波45年的人生中，他拥有过更加丰富传奇的经历：当过工人、民办教师；曾是名牌大学讲师，却辞职当了自由撰稿人；生前稍显寂寞，去世后出现了“王小波热”，直至今日。
局外人王小波：文坛之外的高手
1952年，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他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二。小时候的王小波，并没有什么“天赋异禀”的事迹可谈，也没有人会觉得，他长大后会出名，只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篇作文被当成范文广播，那位语文老师，大概可算作他写作路上的第一个伯乐。
插队、下乡、当民办老师……怎么看，王小波的这些经历都跟“作家”两个字没太大关系，事实上，他二十多岁时还在一家半导体厂做工人。转机出现在1978年，26岁的王小波参加高考，考取中国人民大学；32岁时，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8年学成归国后，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最后辞了职，当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此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相继出版。当然，他编程序也很厉害——他先后学了Fortran、汇编语言和C语言，据说后来王小波写文章使用的软件都是自己所写。
在生前，王小波本人以及他的作品并不那么知名。有人觉得，这是因为他笔下特有的黑色幽默与当时的文学圈有些格格不入：例如，他可以在《红拂夜奔》中塑造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所有人物没了历史上的面貌：李靖考不上官，以发明东西为生，结果他发明出了开根号机；红拂女私奔只是因为好玩……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常常会有各种荒诞描写，这也是其作品充满争议的原因之一。
1991年，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获得第十三届台湾《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引起港台文学界的关注。但却并没有进入到中国大陆批评家的视野，当年只有金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报道了《黄金时代》获奖消息，称王小波为“文坛之外的高手”。1992年，《黄金时代》在台湾和香港以单行本和小说集形式出版。
但是不同于在港台的“顺利”，这位“自由的”、不归属任何机构，也没有引起主流评论界关注的作者，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过程却非常艰难。当时，《黄金时代》在北京转手了四五家出版社，才最终来到了华夏出版社赵洁平的手中。在这本书初版的后记中，王小波说，“本书得以面世,多亏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必须说明,这些优秀品质并非作者所有。鉴于出版这本书比写出这本书要困难得多，所以假如本书有些可取之处,应当归功于所有帮助出版和发行它的朋友们。”
直到1997年，王小波去世以后，他最重要的作品集《时代三部曲》才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即使是在现在大学中文系通用的教材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第2版）和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版）都对于王小波只字未提。
在2004年《三见王小波》一文中，钟洁玲除了回忆在1997年4月26日的告别式场景外，她也提到王小波是没有单位没有加入作协的。“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你好哇，李银河。”
不过，这些当时读起来奇奇怪怪的文章给王小波带来了美好的爱情。他有一篇小说叫做《绿毛水怪》，写在一个挺大的练习簿上。随着大家的争相传阅，这篇小说越传越远，直到牵出一段姻缘——1977年，25岁的王小波遇见了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开始了他的情书轰炸。
他会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直到多年以后，李银河想起这封信的时候仍然坚信，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如此的纯情——“被爱已经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而这种幸福与得到一种浪漫的骑士之爱相比又逊色许多。
自称“愁容骑士”的王小波把“爱”当作自己呼喊的战号，在他心里，爱与李银河是完全相等的概念，虽然他对很多人都怀有最深的感情，但进入爱的领地，所有人都被拒之门外，连同为别人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恨不得全部奉献给李银河。“我爱你爱得要命，真的。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
爱情容易让人沉沦，但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却让他们在彼此的支持和帮助下获得了更好的成长——1978年，王小波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李银河进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1982年，王小波开始创作成名作《黄金时代》，李银河前往美国留学；1984年，王小波赴美读研，期间与李银河游历了美国各地及西欧诸国；1988年，两人回国，随后王小波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李银河则成为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站的第一个博士后。
1996年10月，李银河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王小波到机场送别，用力地搂了李银河的肩膀一下，然后转身向外走去。望着他高大的背影，李银河默默流了一会儿眼泪，却不曾想到这竟是两个人的永别。
1997年4月11日，45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从此与李银河阴阳两隔。从1977年相识算起，俩人牵手走过了整整20个年头。
“当时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通过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国，小波病了，然后他们可能是怕我太震惊，就没告诉我真相。可是从接这个电话以后，我心跳就一直特别快，心整个虚的，好像隐隐觉得有什么事，觉得可能不好，但是不能确定。就在那把所有的东西都退掉，然后赶快订机票回来。我们所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去机场接我，我还记得特清楚，从机场回来的路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小波是个诗人，他走得也像个诗人。我一听这话就明白了，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生前寂寞身后名
与王小波寂寞生前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王小波去世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有近百家媒体对王小波逝世及新书出版予以报道，“但很大一部分属对外宣传媒体或者港澳台、国外的媒体，而且所发消息基本上都集中在对事件的客观陈述和报道上”。不久之后，“王小波热”兴起，王小波的各种“文集”出版不穷，媒体和知识界也反复强调王小渡的‘自由撰稿人’、‘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想家’、‘启蒙者’等等身份和形象，因此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就是因为这些标签，将王小波作为小说家的身份被有意无意的“遮蔽”掉了。
王小波死后，是媒体和知识界在不断地强化这种王小波与文坛的“对立态势”，从这种对立想象中获得的“衍生资本”，让王小波成为一个“局外人”和“受难者”，而这会产生巨大情绪化的影响和力量。“传媒需要这样一个‘受难者’,不时在适当机会出现，在文坛与王小波的对立性想象中，再次产生‘衍生资本’，例如‘王小波门下走狗’、‘北大的王小波余杰’等等话语。于是，一个‘文坛受难者’的王小波，其情绪化的影响和力量，甚至超过了“文学家”的王小波形象。而王小波式思想型作家在王小波死后成为‘绝响’，不能不说多少拜媒体所赐。”
王小波生前“寂寞”身后“得名”。他离世后，读者推动了悼念的热潮，传媒界、评论界、出版界、知识界等领域的从业者合力造就这样的一个王小波,这在百年文学史里算是奇观。当代作家身后寂寞者多多，获得长久声望者，惟二三子而已。他的思想的辐射力，在今天不是减弱了，而是越发显出深切性来。
如果王小波能活到现在，也会遇到一些新问题，作品畅销带来的财富，可能也会让他困惑。他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因为早逝而更加完美了。在今天，甚至王小波提倡的“特立独行”都会成为一个卖点，一种潮流，但真正的“特立独行”仍然不容易做到。王小波活到今天，肯定发财了，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作家之一，但是他又会如何看待这种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