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学的世界化努力
文学作品想要对非母语国家进行传播自然离不开翻译，而事实上，韩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对外翻译机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韩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汉江奇迹”。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逐渐也开始重视向世界宣传本国文化。从19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和一些大企业、大财团对向对世界各国翻译出版本国文学作品提供经济资助。最初这项事业是由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直接管理。到了1990年代，由文艺振兴院接管。1996年5月，“韩国文学翻译金库”成立，韩国文学的出版翻译从政府的直接事业转为间接事业。
2001年3月，文艺振兴院把出版翻译事业和“韩国文学翻译金库”一体化，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2005年依据《文化艺术振兴法》，正式明确了韩国文学翻译院作为国家法定机关，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是其下属的特殊财团组织。翻译院成立后，将目标定为致力于推广韩国文学，克服世界出版领域中韩国文学“少数语言文学”的身份局限，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为国际化的严肃文学交流机构。
韩国文学翻译院设立翻译奖项，鼓励从事韩国文学翻译事业。
然而在“韩国文学世界化”的过程中也走过一段“弯路”，韩国文学翻译院尹志宽院长在2006年接受《当代韩国》采访时坦陈，文学翻译院过去一直把重点放在西欧国家的语种上，而对第三世界语种翻译出版的支持并不显著，这其中也包括中文。不过尹院长在采访中也站在亚洲立场上对这种“世界化”做出了反省：
“由于不能否认英语在世界性传播的效应以及美国的世界帝国的地位，为了应对这些现实从而实现世界化的真正意义，用英语介绍和传播韩国文学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但用非英语来积极地介绍韩国文学也很重要，尤其通过翻译可以同非西欧国家进行文学或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扩散一种非西欧为中心的、与西欧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或体系相抗衡的世界文化价值，可以成为加强非西欧国家之间文化纽带的机会。”
中国当下大多数出版社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的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在考虑选题的时候会更加重视经济效益，但严肃的纯文学著作相比通俗文学能够带来的红利显然微乎其微。这就有赖于韩国文学翻译院保持长期的资助。另一方面，中国民营出版社也要逐步转变观念，不能纯粹以市场价值作为选题导向。
翻译人才的短缺
尽管意识到了翻译策略的失误，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状况绝非易事。翻译毕竟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摆渡，好的翻译必然要求译者长期浸润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除了掌握语言之外，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要培养非母语的语感。
当下无论中韩两国，似乎都缺少可以被大众铭记的韩语翻译家。这点假如我们比较一下日本文学的中文翻译情况，就会更为明显。对于经典性的日本现当代作家，似乎每一位在中国都有对应的“专职”翻译，譬如叶渭渠之于川端康成，竺家荣之于谷崎润一郎和青山七惠，林少华之于村上春树，唐月梅之于三岛由纪夫，许金龙之于大江健三郎等等，这些翻译家通过自己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成为作者的另一种声音，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以汉语的新生。
日本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
但反观韩语文学作品的中文翻译则欠缺太多，据我的目力所及，印象中只有一位名叫薛舟的译者翻译过大量的韩语文学作品并且持续关注韩语文坛的动态，其余便不甚明了。
韩国文学翻译院尹志宽院长之前在采访中表示，翻译院每年培养十名左右国外的专业翻译人员。为了挖掘新的翻译人才，他们正在推行翻译新人奖制度。翻译新人奖制度最初只适用于英语一个语种，后来扩大到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从2005年开始把中文也包括进来。值得欣慰的是，现在中国愿意从事翻译韩国文学的译者比较多，翻译院每年支持培养的十名外国专业译者中，中文语种大概可以占到七八名。
不应忘记的是，中国还有约两百万生活在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同胞，他们都是潜在的韩语翻译人才。尽管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韩国、朝鲜的主体民族语言相同，但由于多年生活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彼此的语言已经产生了较大差异，很多词汇特别是在外来语的使用上，双方甚至有时难以交流。但相较于重新学习一门陌生的外语来说，朝鲜族同胞的优势是不言自明的。
2000年，中国诗人舒婷发表过一篇文章讲述她与韩国诗人的交往，其中就有本文开头提到的郑玄宗。他们相识在一次国际诗歌节上，限于语言障碍，只能在餐桌上通过写字交流，毕竟韩文与中文还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后来舒婷曾在国内遍寻郑玄宗的诗歌汉译，可惜始终没有找到。但愿这次借着总统夫人的光环，郑玄宗更多的汉译作品可以尽早与中国读者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