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在古代称为聘（娉）礼或聘财，是婚约缔结的证明要件之一。从西周时期始，关于婚姻的缔结便有两个重要的社会规范：

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中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从社会风俗来讲，婚姻不遵从父母之命，没有专门媒妁的提亲，是会被整个社会所鄙视的，这样的结合不被认可。

二是男方需要向女方纳聘财。据《仪礼·士婚礼》的记载，婚姻的成立有“六礼”的程序，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是指“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向女方下聘财，下聘意味着婚约关系的确立，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不得随意违背婚约。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婚姻的仪式感倍加重视。《白虎通义·嫁娶》明确指出：“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贽。”除纳征执布帛外，其他五礼都需执雁而行，大雁代表着婚姻的坚贞不渝，这便是后来的奠雁之礼。“用雁者，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逾越也。”

清代梁永康在《冠县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下聘之礼：“婚期前日，男家具仪物送至女家，曰通道路，喜盒二抬或四抬八抬不等，内盛首饰、布正、糖菜、干菜及酒肉、生鸡鹅类，取纳采奠雁之义，女家亦送妆奁，皆由贫富而有厚薄。”除去首饰，还用鹅代雁取古之奠雁之礼，可见传统婚俗对中国影响之深。

彩礼在周甚至周以前相对比较简单，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彩礼也开始“水涨船高”。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这样介绍当时普通人家的彩礼：“一飨之所费，破毕生之本业。”通俗地讲，就是拿彩礼的时候，一顿饭的工夫，一家一辈子攒下的钱就没了。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足以说明彩礼之高。同样,《汉书·王莽传》记载：“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可见，哪怕皇帝娶媳妇也要很高的彩礼。

唐代将聘礼作为判定婚约关系存在的重要物证。《唐律疏议·户婚》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在没有婚书的情形下，将男方下聘礼，女方受聘财这样的社会通俗做法也视为法律上的婚约成立，某种程度上承认聘财是婚约成立的事实要件。如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中写到：“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可见，下聘礼代表着婚姻的正式缔结。

聘礼除去是婚约成立的重要证明要件之外，也起着担保婚约履行的功能。在悔婚、妄冒（指婚礼中的冒名顶替等欺骗性行为）、违律为婚（违反法律的规定结婚）几种情形下，法律分别根据男女双方在婚姻缔结中的过失程度予刑罚处罚，以及规定过错方返还聘礼或不追聘礼。对于女方悔婚，《大明律》甚至规定女方需“倍追财礼给还”，即将“财礼”双倍返于男方。这里的“财礼”一定程度具有成婚定金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法律对聘财的认定标准相当宽松，对聘财的形式及数量并无严格的限定。如唐律中“聘财不拘重轻，但同媒约言明纳送礼仪者方是。”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完成“纳征”之礼。“‘聘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立法者的意图非常明确，聘礼不以钱物多少为限，只要双方具有以此作为聘礼的共同认识，即为法律所认可。对聘礼的具体形式，法律并未有明确限制，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物。聘礼不论财物多寡，不论礼物之形式，但是聘礼又需要庄重雅致，以表达对婚姻的尊重。这就是唐律所说“若乡间为货之物，如巾帕之类，不得即为聘财。”

彩礼源于婚俗，而后定为制度，彩礼不仅是婚约关系存在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对婚姻缔结的担保。古代法律一开始对彩礼没有数量和形式的硬性规定，立法者肯定的是聘礼这一古老的婚姻仪式，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和庄严感。但是，由于妇女在传统家族制社会中并不具有独立的个体价值，传统的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结婚对象的挑选并非基于情感，彩礼中的财产属性被放大，由此导致的女家待价而沽互相攀比不可避免。最终使婚姻演变为身份、等级、阶层、利益交换的较量。甚至产生最恶劣的后果，家长将女性明码标价视为婚姻市场的交易品，这种情形从封建社会漫延至民国初年仍然不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婚姻法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以男女两性个体独立且平等的现代婚姻法制破除“父母之命”的结婚前提，将两性“婚姻自由”视为根本原则，婚姻中的家长意志被剔除。婚姻自由意味着婚姻的缔结不受任何人干涉，法律更是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传统婚姻中彩礼对婚姻成立的担保价值也不复存在。时代发展，两性婚姻的缔结应当在基于个体独立的基础之上，回归其情感价值。“鸿雁于飞，肃肃其羽”，彩礼的意义也需要回归其仪式感的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