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文物局开始起草《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谢辰生和同事们前后写了数稿，并于1961年由国务院颁发。《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开始酝酿。谢辰生作为主要起草人，多方征求意见，数易其稿、反复修改，历经5年，最终于1982年11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文物保护单位“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等被郑重写入法律。

1987年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的起草过程中，谢辰生坚持将“加强文物保护，是文物工作的基础，是发挥文物作用的前提”写入其中。2002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颁布，谢辰生作为顾问全程参与修法工作，第一次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写入法律。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指导思想始终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依靠群众来保护文物，依靠法制来保护文物。”2019年谢辰生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感慨，“70年来，文物工作正确的方针没有变过，这多不容易啊！”

“守护民族文化精魂，为江山、为后人留得胜迹在”

谢辰生不仅是文物保护法的起草者，更是坚定的执行者与捍卫者。上世纪90年代，是他发起保护三峡文物的政协联名提案。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印象最深的是谢老为了保护北京的古城风貌殚精竭虑地奔走。他还数次直言南京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厚今薄古、嫌贫爱富”。后来每当文化遗产保护遭遇挑战，大家都会说“找谢老想想办法”。他家里的电话成了“文保热线”，哪儿要拆了、哪儿的老城遭到破坏了，许多文保志愿者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