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不仅属于玫瑰，还属于愤怒的脸。进一步讲，癌变中的肿瘤也是红的。这是“网红”的另一重面相。
三
围观美和围观丑都可以理解。但许多时候，众人围观的却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和事，这用我们以往的经验似乎是不容易解释的。
我第一次接触网红，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对面宿舍的哥们儿兴奋地喊我过去，说他们正在网上跟女主播聊天。“这有什么意思？”我上前看了一眼，有点纳闷。屏幕里的女生长得不错，但无论如何，也没达到能让我搬张凳子专门盯着脸看的程度。同学白了我一眼，说光看当然没意思，关键是还可以互动。于是，他拉过耳麦话筒，说你给我唱首歌听吧！女孩说可以啊，你点一首。我同学点了一首。女孩咿咿呀呀撒了半天娇，最后还是顺从地给我同学唱了一段。
老实说，她唱得还不如我好。我有些茫然地看着我那位同学，他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按在鼠标上的手指正跟随节奏一下下轻轻点着——鼠标下面，垫着一本论文，好像是“《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之类，那是他为考博士准备的选题。我在心底轻轻叹了一声：单身不考博，考博勿单身，要不然很容易被憋成他这个样子。
另外一次，我在咖啡馆里写稿到深夜，身后位子坐进来两位女生。她们百无聊赖地喝了一阵咖啡，其中一位忽然拿出手机支在桌面上，开始做直播。很快就有人进直播室来观看了。我听到女生跟对方聊了起来，但话题不过是晚饭吃了什么、北京天气怎么样之类。没有劲歌热舞、没有言语挑逗，那女孩也并不算多漂亮，可就是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那场直播竟然做了半个多小时。后来我发现这还不算极端。有人直播睡觉——真的只是睡觉，打呼噜那种；有人直播考研复习，观众就静静看着他们读书做笔记，比男朋友还尽职尽责；2009年挪威电视台曾直播卑尔根到奥斯陆的火车旅程，全程直播窗外风景和车内乘客情况，居然引起了观看热潮——这不算网红事件，但情况很类似。
廉价重复的日常经验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为被观看的对象？类似的经验本身显然是没有增值选项的，所有的增值都发生在经验呈现的方式上。虚拟空间通过对人群的圈定，在不同个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短暂的联结。看与被看构成了一种联结，与其他人一起看又构成了另一种联结。每个人都是参与其中的，这是一场有关“参与”的仪式；至于参与到何种经验之中，反而成了次要问题。就像“弹幕文化”在年轻群体中的流行，按照常理，满屏幕五颜六色的文字会严重影响节目的观看体验，但对于弹幕的爱好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觉得这种体验好极了，弹幕让他们感到，很多人正与自己一起观看同一期节目，并且每个人都能够发出声音。它营造出一种“参与其中”的珍贵幻觉。
在一个不再有革命的时代，广场必须找到自己的替代品。弹幕或者直播间可以部分地担负起这项功能，原本无关的年轻人聚集在此，他们相互握手、拥抱、兄弟般站在一起，然后转过头去观看同一张脸或同一幅画面。
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冗长而平庸的日子正在磨损我们的感官。为此，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来加以拯救。喜欢红，是因为我们自己正变得越来越没有颜色。观看别人的日常，因为我们自己已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饮食起居、喜乐哀愁，这些世人所共享的经验，几乎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部；但有时恰恰是在别人的故事中，我们才能真正地触摸到它们。
网红可以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像传统意义上的“名人”；也可以貌若天人或形象怪异，“看脸”的正反电极都可以导通电流。而平凡人的悲剧在于，既美不过潘安，也丑不过左思。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我们也会在街头闲走，但既没有人扔出玫瑰，也没有人吐来唾沫，我们的存在似乎是不被察觉的。在此意义上，那种日常生活的“红”倒像是某种救赎：它就像是路灯映照下的橱窗，我们透过玻璃观看他者的同时，也在半透明的倒影中，无意识地看到了自己的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