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从“物象”到“言说”的成文过程。《文赋》认为，“物象”形态丰富，“文”为了穷形尽相，必然要多元多体，“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物既有各种有形有影的“视觉图象”，也有众多无形无质的“听觉音象”，相较而言，文学这类艺术的“听觉音象”表现力相对薄弱，如何用视觉化特征明显之“文”来“言说”表现非视觉性的“物象”，是“作文”的高妙与难题之一。“抱影者咸叩，怀响者毕弹”“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从静到动（音）、从无到有，“作文”即是让物及其蕴含物的思转化为“言说”的过程。恰当充分地呈现物相、物态和物势必须借助于文辞和文思，“辞呈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文辞要尽可能发挥言说的表现技巧和聚象能力，文（言）既要表现物相，更要表现意象，而文意要尽可能切中“司契”法规（事的规律）；为了发挥文辞与文思的共同作用，《文赋》还有具体论述，“在有无而黾勉，当浅深而不让”，物象有具象抽象之分，文意表述也有浅深之别，言应“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地呈象达意。“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不同的物象需要不同的文类题材来展现；而“会意尚巧”“遣言贵妍”所追求的实质也是增强语言的表达力，以期最终实现“穷形尽相”。

总之，《文赋》的核心是对“作文”活动过程的具体论述，其中，言、象、意三者间的联动关系构成了重点。与魏晋玄学传统论述不同，在《文赋》这里，言、象、意既不是分离、自足且可以完全互换的领域，也不是“能指”和“所指”间的被动或可替换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甚至相互创造的辩证统一；尤其是《文赋》对“物”之内涵的拓展，体现了对文学理论元命题之表现“对象”的洞见性思考，具有积极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