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机械“反映论”或“模仿说”的思路，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反映或模仿“现实”，此现实既可以作为具体的物象，也可以作为日常生活的形态，还可以是柏拉图所谓的比表象更为真实的“理念”世界。总之，现实“物”作为被反映或被模仿的“对象”具有自在性，文学以准确反映或呈现其面貌、让物是其所是为旨归，从此意义上讲，“物”即“所指”本身，具有不变的客观性。但在《文赋》这里，陆机对“物”进行了重新审视，他以探讨何为“对象”的方式直抵文学理论元命题内核，提供了新鲜且富有启发的思考。

其一，从“表现”物到“感物兴意”。《文赋》扬弃了机械反映论或模仿论，文学的旨归并非让物得其显现或是其所是，而是应物斯感，强调物对于意的兴发作用。此论断的重要性在于，在陆机看来，与“意”“言”相比，最为根本的存在是“物”，物属于来源层，可以说这是客观唯物主义思想的早期萌芽体现，“物”具有本体论地位，与柏拉图等强调作文的“灵感”“迷狂”具有本质差异。对陆机而言，“物”纷呈自在且变换多端，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产生“意”的源头性“材料”，因此才能观物兴意、感物动情、应物斯感；文学创作的旨归不在于展现或解蔽作为原始材料的“物”，而在观“物”、体“物”、与“物”共在共情之引起的情、意、思、感。表现物可能是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并非目的本身，且物象的显现是与情感思路的清晰化一起出现的，“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在陆机这里，文学创作的旨归既不在于呈现物，也不在于彰显言，而是通过兴意、传意、达意、适意等过程实现“作文”，此过程必然要处理好言、象（物）、意之间的不协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