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进入东晋，少数民族把西晋政权赶到了江南，关于魏和蜀谁是正统的问题出现了争论。正统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有地缘正统论和血缘正统论两论。所谓地缘正统论，就是说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那里有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哪个政权占据了北方，哪个政权就是正统政权。所谓血缘正统论，是以血缘关系来确定政权的正统地位。东晋史学家习凿齿为了给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争正统，认为三国中，处于南方的蜀，按血缘正统论定位，应是正统政权。处于南方的蜀是正统政权这个正统论一旦成立，处于南方的东晋朝是正统政权就有了先例可循，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正统政权了。当然，这个理论是有很多连习氏自身也无法解释的漏洞的，但是却很能迎合偏安江东的东晋政权政治上的需要。习氏的正统论在当时影响很大，诸葛亮及蜀汉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东晋时期得到了第二波有力的、向着正面方向发展的推力。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祭魏太祖文》中，指责曹操“观沉溺而不振，视颠覆而不持。乖殉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有无君之迹”一句，把诸葛亮的反操、蜀的反魏间接的合法化了。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得到了第三波有力的，向着正面方向发展的推力，也为唐代关于三国人物的文人创作，在大的方面定了调子。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仍然坚持魏为正统，但魏这个正统，毕竟“篡”了汉，还是需要有力的鞭挞，所以，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保留魏的正统地位时，还使用一切所能使用的手段，对魏的历史进行歪曲。魏的形象，曹操的形象下降，蜀的形象、诸葛亮的形象自然相对上升，这是蜀和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向着正面方向发展的第四波推力。给魏的历史地位和曹操的历史形象带来灭顶之灾，让蜀的形象和诸葛亮的形象进入一个全民神化的时代，是从南宋开始的。南宋政权和西晋政权，都是被少数民族赶到了江南的汉族政权。南宋大史学家朱熹出于习凿齿同样的考虑，在修《通鉴纲目》时，把蜀定位成为了正统，魏定位成为了僭越。这样的定位，在当时是“主义”之所在，“主义”的力量在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当然大于其它任何意识形态之力量。至此，蜀和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在向着正面方向的发展上完全定型。蜀在历史上如不能取得正统地位，诸葛亮忠君的价值，就随时都存疑问。正是在南宋以后关于三国的正统史观重新形成的影响下，元末民初产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今天我们读的《三国演义》最早版本），把诸葛亮的形象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神话，今天人们头脑中的诸葛亮形象和中华民族所谓的“三国文化”，主要是源于那个时间以来的。曹操的形象在历史上则一跌再跌，特别是在清代，跌倒了万丈深渊。其实，封建社会对人物的历史评价，一般来说还是公正的。二十四史得到人们的认可，也还在于它对人物的历史评价比较科学，对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总体上遵循了其人对历史的贡献怎么样，与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以历史人物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贡献进行评价大体一致。诸葛亮和曹操历史评价的颠倒，那确实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变化太复杂了，以及各个朝代都必须拿历史服务于政治需要这个原因。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