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倒底是部落还是王朝？

遥远而模糊的夏朝是王朝探索的起点。它的探索涵盖了选择良好的定居地、寻找有效的生产方式、开发文字表达系统、以及建立稳固的治国机制。从夏朝开始，人们不再需要频繁迁移，粮食产量逐渐增加，文字得以出现。

甲骨文中的”夏”字是一个人的象形，此人长手长脚，头、发、眼、身躯、两臂、腿脚一应俱全，且双手摆开，展示了一种力量的姿态。在上古时代。长手大脚、体格出众、孔武有力的男子是人们心中力量的代表。先人因此创造了夏字。

一

夏朝的历史记载中，有几个著名故事：大禹治水、涂山之会、以及建都阳城、禹征三苗和太康失国。

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在周初青铜器遂公盨（音xǔ）上有记载。遂公盨上说到了大禹得到万民爱戴的事迹，这一点与史料记载吻合，支持了故事的历史真实性。

至于“涂山之会”，则是上古帝王为确立统治地位召开的诸侯大会，这个会议起于黄帝时期，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春秋时几名霸主地位都是在诸侯大会上确立的。涂山的位置位于涂山南麓的淮河东岸禹会村，这里是龙山文化遗址发现地。遗址所在地名为“涂山南麓”和“禹会村”，这部分史料与“涂山之会”存在关联，在位置上可以确定这是发生在夏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发现的“阳城”遗址，被认为是夏朝的古都。帝尧曾将大禹之父鲧封在崇山，今嵩山，与“阳城”遗址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关于“禹征三苗”，这是尧、舜和大禹时期持续的军事行动。帝舜逝世于湖南苍梧山，可能与对三苗的战斗有关。在湖北天门市石河镇发现的石家河文化遗址显示有石家河文化遭受龙山文化入侵的痕迹。石家河文化主要在长江中游一带。《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从地理分布可以看到，石家河文化与龙山文化处在南北两个区域，石家河文化遗址显示，石家河文化晚期，该区域出现衰落现象，并有龙山文化因素出现。这些信息结合“禹征三苗”的记载，说明大禹主导的“禹征三苗”是导致石家河文化出现衰退的主困。

“太康失国”则是夏朝建立后的第一场内部巨变，其主角为东夷后羿寒浞。这个故事史料上鲜有记载，但在郑州新密刘寨镇新砦村西部发现的新砦遗址上，能够看到龙山文化层和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主要是东夷文化，而后羿寒浞为东夷人，这说明后羿寒浞代夏时，东夷文化来到了河南地区，所以新砦文化遗址中才会出现东夷文化因素。

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几个故事列举出来一一与出土遗址的内容进行对应？是因为坊间有声音传出，说夏朝没有文字，没有任何记载，夏朝故事的真实性怎么证实？甚至连夏这个朝代倒底存不存在都值得怀疑。

还有分析说，夏可能只是一个部落，它是否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文明，都不确定，也许它根本就没有都城的概念，所以它才会迁来迁去，经常变幻都城。平均40多年迁都一次，光有记载的就达十次，这不像是一个有着正常都朝体制轶序王朝的所作所为。

我们之所以列举这些故事与出土遗址的内容相对应，是为了说明关于夏朝的故事的可靠性，同时也进一步说明，没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在信息坚定方面确实不如它之后的朝代。但这并不是否定夏朝文化伟大繁荣的依据，也不是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的依据。

二

夏朝频繁迁都，但这与当时都城的建设和自然环境的挑战有关。远古时期的都城，因其建制材料等各方面关系，往往经不极端天气的冲击。

比如夏朝立国之前的多雨期，就对都城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大禹治水后，夏朝又经历了干旱期，早期的王朝在应对气候突变导致的自然灾害上没有太多经验，只有频繁迁都，寻找适合耕种的地方。

关于气候突变导致的干旱与高温，我们在相关记载和民间神话传说中都能找到佐证，比如“后羿射日”的传说，还有《国语》和《墨子》中记载的“汤七年旱”等故事，都说明干旱和酷热的严重性。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农耕社会，在长年干旱的情况下，当时的生产条件根本无法应对，只能不断更换耕种地。

同时，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夏朝的统治者需要寻找更多的肥沃土地以支持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因此，迁都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耕作地区。

这种情况类同于游牧民族逐水而居，在农业生产力不发健全的情况下，是十分普遍的行为。只有生产力提升，达到定居条件，才会安定下来。

当然，在这些迁移过程中，一些是由于夏与夷之间的冲突所引起，其中太康失国是最为严重的一次。阳城的地理位置是导致夏政权受冲击的重要原因。阳城所在的颍汝河流域呈开口性"簸箕"状地形，其东部无险可守，而夏商两朝长期的敌人东夷就在东边，直接对阳城防御造成危胁。为避免东夷的直接攻击，选择进行防御性迁移，也成为了不得已的选择。

三

夏朝最终在郑、洛地区定居。夏桀作为历史上因个人缺陷而失去王位的君王，其荒淫无度和误国误民的行为，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但夏桀就真是夏朝灭亡的根源吗？

我们研究历史知道，任何一朝，兴或亡，都有除去个人品质影响之外的深刻的原因，并非某个人一朝一夕就能造成的。

与东夷长期斗争的消耗是一方面原因，在与东夷长期斗争时忽略商也是一个原因。这两方面的原因揉在一起，便是国力的迅速衰落。国力衰退，诸侯不受控制，接二连三叛乱，这是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便是前面说到的气候变化。

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河流干枯自然不是上天认为君主“无德”降下的灾难，而是一种异常天气。“至于夏王桀，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长期干旱对农耕国家的伤害是致命的。在对天气充满神秘崇拜的年代，人们往往搞不清气候变化的科学原因，而将责任归咎于个人，所以桀便成了人们讨伐的对象。围绕桀的各种传说层出不穷，比如“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总之是桀的“无道、不修德”导致上天降罪，生灵涂炭。

因此，夏朝的历史不仅仅是关于君王个人的道德故事，更深层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在面对自然灾害、军事冲突和文化冲突时的挑战。虽然统治者个人品格对国家命运十分重要，有德无德对国家发展有着直接影响，但我们不否认，很多时候我们将一些复杂的、长期积累的、不可逆的综合问题简单看成是个人品德问题，这种类似演义的方式，在中国基层百姓接受和理解历史的过程中十分常见，它具有简单直接、画面感强、易找到焦点和容易激发情绪的传播效果。史学家深谙这一道理，所以在其历史作品常有一个类似于夏桀与纣王似的反面角色，他们的共性是喜爱女色，贪图享乐，忠奸不分等。这是一个好的理由，也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在艺术设计上很有必要，但作为历史来说，往往没有深入到要害，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生产力水平的更替才是夏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从小屯出土的遗址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商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超越夏族，在与夏的竞争中，较高生产力对较低生产力形成辗轧，战争辗轧获得财富积累，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和提升生产力，这种循环如同齿轮前进，在滚动式壮大自身的同时，也让对方滚动式压缩，此消彼长，最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