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这两个字究竟代表什么？殷与商之间存在何种差异？

美洲出现的声称为商人后裔的群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甲骨文“商”。

关于甲骨文中的“商”字，学界争议颇多。有观点认为甲骨文中的商字原义指燕子。殷人的祖源传说中，他们的始祖契由其母简狄吞燕卵而生。这一传说在《诗经·商颂·玄鸟》中得以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还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商”字本指商星，即殷人崇拜的星神。甲骨文中的“商”字形似底座上插着火把的形态，象征殷人祭祀大火星的场景。因殷人崇拜商星，故以商星命名其族，进而命名其朝代。

一、商的起源与流向

在甲骨文研究中，我曾多次访问河南东部的商丘。虽然公开资料常将商丘视为商朝的古都，但这一说法并非确凿无疑。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此地的历史地位仍有许多疑问。

商朝的起源最主流的说法是“东方起源说”，其中认为宋国都城所在睢阳（即河南商丘辖区）是商人祖地。关于这一说法，有研究提出过质疑，认为在先秦《世本》的记载中，提到“宋更曰睢阳”等信息时，并未说到与商契之都——商丘这一重要信息，研究者据此怀疑，商契之都位于河南商丘的说法并不十分确定。

另有说法认为商丘位于现在的濮阳，这一说法来自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记载，“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 文中提到的陶唐氏和阏伯，即帝尧和商契，这表明濮阳是古时商丘。随后又有研究为这一说法提供佐证。考古学家们在濮阳发现高城遗址，该遗址被证实经历过龙山时代和夏商周等时代，具备时间维度条件。另外，考古研究还在河南新乡辉县一带发现先商文化遗址，该遗址中先商文化充分，新乡位于黄河北部，因此这一发现被认为是“商人文化生活区域在黄河以北”的证明，对比考古研究中没有关于商人在黄河以南和河南东部活动的证明，因此商契之都地处濮阳的说法得到部分支持。

此外，甲骨文还记载武丁将一个亲子分封于宋地，“子宋于宋”，研究认为，“宋”与“桑”“商”同音，因此武丁之子封地应为商。甲骨卜辞中也有过“鼓国”与“宋国”频繁交流的记载，“鼓国”在今河北晋州市鼓城村一带，据此，“宋国”应该在离“鼓国“不远的某处。后考古在鼓国附近的石家庄赵县宋城村与宋村发现“宋子城遗址”，“宋子城遗址”有明显的商代文化特征，而在石家庄地区，考古还发现了两处先商文化遗址，即平山西门外遗址和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这两处遗址先商文化丰富，一些具有商文化特征的陶器实证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为商祖先的发祥地。因此，石家庄也被认为是商都旧地之一。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起源地在东方的说法持续了数千年，现在科学带来的认知改变正在推翻各种说法，并把商的起源地推到更远的地方，比如更北之地——幽州。至于是何种原因致使商人南下，经濮阳、过新乡，进入中原核心地带，我们仍需依赖更全面的考古研究来解答。

这构成了关于商朝的第一个谜题。

随后商人又去了哪里？

这是关于商朝的第二个谜题。

上世纪初，在北美洲墨西哥某次外交事件处理过程中，中国政府突然得知了“殷人东渡”到北美洲的消息。当地印第安人的殷福家族宣称，其祖上是三千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的这里，他们是殷人后裔。

“殷人东渡”的说法表明，殷商文化数千年前就已经远达美洲印第安人区域。不仅如此，后续研究还显示，殷商文化的痕迹不止出现在北美，还出现在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新西兰等地。研究人员通过综合分析图形、图案和符号，推测在商周交替之时，一部分逃离中原的殷人可能经由南亚向南太平洋扩散，将殷商文化带至美洲。

虽然基于图案的对比相似性还不足以证实殷人的迁徙事实，但这至少为殷商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线，也为殷人的未来开辟了一种可能性。

二、殷与商的称呼之谜

关于为何一个朝代有两个名称——殷与商，其称谓之谜同样引人深思。通常提到商朝，人们会同时提及殷与商，或者说商汤商纣时称其商、说殷墟时称期殷，究竟为何？

唐人司马贞大概解释过，说商朝在盘庚迁都之前叫商，盘庚迁都之后叫殷。但这一说法被广泛质疑，最有力的例证是甲骨文卜辞中仅见“商”而无“殷”的记录。研究者据此称，商朝的国号应该是“商”， 商人对自己的国家称为“商”，即自称。而“殷”则是后人对商的称谓，即他称。关于“殷”的叫法的来源，一种说法认为是地名说，他们认为“殷”指的是殷墟（即安阳）一带，再或者“殷”指的是一个民族，即殷就是夷，即东夷，商人起源于今豫东一带，周人起于今陕西，商在周东部，那么，周人称商当然以代表东方的“夷”来称呼，这和三国时刘备的蜀国自称“汉”、他称“蜀”或“蜀汉”是一个道理。

可真是这样吗？商人自称“商”不称“殷”？

但若真如研究所证商人自称“商”不称“殷”，那为何《诗经·商颂》中却出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等商人所著的句子，里面既有“殷”又有“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故而并不能证明自称或他称一说。对这一说谜团，王宁先生在《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中的说法最为中肯，他认为，“商”和“殷”原来都是氏族名，后“商”被用为国名，而“殷”仍是氏族名，商灭亡，殷氏还在，故周人称其为殷人。周代典籍中多称“商”为“殷”即出于这一原因。

三、商周交替与历史的遗憾

在商周交替的过程中，最让人遗憾的莫过于商纣王与姬昌的故事。当时，商纣王把西伯姬昌囚禁在羑里，达七年之久。后纣王将姬昌释放，这一情节成为周灭商的拐点。历史充满遗憾，让人不禁设想，若纣王不放姬昌，历史可否会改写？

关于纣王为何释放姬昌，有多种解释。《周本纪》记载：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意为：由于宠臣闳夭的建议，纣王收到了有莘氏的美女和珍奇之物，大为高兴，于是决定释放姬昌，赐予他武器，使其能够征战。

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纣王释放姬昌是珍宝和美女起的作用。这是极肤浅幼稚和不负责任的说法。纣王何许人？史称其英勇睿智，有勇有谋。商朝比起周，国力何其之强大？且商延嗣数百年，积累何其之多，宫中宝物数不胜数。纣王作为一个英勇而睿智的君主，何需依赖寻常的财宝和佳丽？

赠送珍宝美女或许只是攀附关系的一种方式，绝不是主要成因。但核心原因究竟为何？这便是另一个仍需探究的谜团了。

草书“商”

从政治策略角度看，纣王的释放行为可能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当时，商朝晚期，国力衰退，周边诸侯频繁叛乱，中央王权受到挑战。纣王囚禁姬昌初期或许是为了遏制周地的动荡，后来在内外压力增大的情况下，释放姬昌可能是为了稳定周地，利用姬昌来平息其他叛乱。这一决策不仅考虑了姬昌在周地的影响力，也可能希望借此减轻中央的军事压力，筹划更长远的战略布局。

商朝的末年，纣王的政策和决定反映了一个帝国在衰退时期的挣扎和不安。在面临周边不断的叛乱和内部的不满时，纣王的释放行为可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在政治博弈中，他需要保持周地的稳定，以防止周和其他反叛势力的联合。通过释放姬昌，纣王可能希望利用姬昌的影响力来安抚周地，同时通过他解决其它叛乱，为商朝争取到更多的喘息机会。

此外，从战略上考虑，纣王释放姬昌后，确实赋予了姬昌征战的权力，这一策略可能是希望借助姬昌的军事才能，来抑制其他地方势力的叛乱，从而间接维护商朝的中央权威。然而，这一计划最终未能成功挽救商朝的命运，反而成为周朝崛起的契机。

历史的讽刺在于，纣王的这一决策可能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最终却加速了商朝的灭亡。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历史往往在微妙的决策中转向，未来的走向充满不可预见性。通过分析这些历史事件，我们不仅能更深入理解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还可以洞察到权力、人性和命运的复杂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