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艺术里的花花朵朵：从古彩陶到唐代壁画里的花卉(4)

东晋南朝是绘画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画家顾恺之《论画》将绘画按照母题分作人物、山水、狗马、台榭等，并未见花木，而年代稍晚的东魏武定元年（543年）翟育石床却包含着新的信息。石床是安放遗体的葬具，模仿了居室中可坐可卧的大床，其周围设置屏风，屏风中的线刻画是日常所见屏风画的转化。这具石床的一扇屏风上刻墓主翟育像（图10），其身后也有一具三面的围屏，说明画中人所坐，也正是这种带围屏的大床。人像背后的屏风至少可以看到正面的三扇和左右各一扇，每一扇皆有一株花，与唐代花鸟屏风的构图十分相近。花株主干为反向的双S形，叶子也较为概念化，尚无法确定这是描摹到石上所产生的变化，还是当时的屏风画原有的样貌。

图10深圳金石艺术博物馆藏东魏翟育石床墓主像

新郑立鹤方壶所见花与鸟的组合尚属孤例，但到了唐代，鸟雀与花卉便牢固地搭配在一起，形成了绘画史上一个独立的画科——花鸟画。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记开天时期的画家各有所长，“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见于文献记载的花鸟画家有多人，如大约高宗时（649—683）的名手殷仲容，“工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彩”（《历代名画记》卷九）。王维画花，不问四时，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于一景（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活跃于贞元年间（785—805）的长安人边鸾“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羽毛之变态，奋花卉之芳研。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诏于玄武殿写其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羽辉灼，若连清声，宛应繁节”（《唐朝名画录》）。来自吐火罗国的尉迟乙僧在长安慈恩寺塔以晕染法画“凹凸花”（《唐朝名画录》），从康居国而来的康萨陀笔下“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状”（《历代名画记》卷九）。据统计，唐人所取花木入画者，有木瓜、梨、木笔、葵、芭蕉、李、梅、牡丹、竹、莲、石榴、海棠、芙蓉、茄菜、鸡冠、萱草、百合、荷花、蓼等，十分广泛（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117页）。

见诸史乘的名家手笔早已在时光中纷然凋谢，幸有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才使得唐人的花鸟春回人间，其最早的实例，是陕西乾县神龙二年（706年）至景云二年（711年）章怀太子李贤墓石椁后壁外侧的三幅线刻花鸟（图11）。贞顺皇后敬陵出土石椁，外壁三面雕刻14幅花鸟画（图12），每幅构图基本相同，皆在上部刻整株花树，有海棠、牡丹、菊花等，下部刻一禽鸟，包括鹤、鸳鸯、鹦鹉、鸿雁等，顶部还有对称的小鸟或蜂蝶。这些新发现接续了东魏翟育石床屏风奠定的基础，将花鸟画的起点至少上溯到初唐。

图11陕西乾县唐李贤墓石椁线刻花鸟

图12陕西西安长安区庞留村唐敬陵石椁线刻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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