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广东崇正秋季拍卖会，一件起拍价4万的成化纪年款铜簠，最终在一番争抢过后以将近30万元成交。这类仿古铜器本来在铜器收藏领域并不受追捧，但因为铜簠过去特殊的用途以及所带的特殊款识，使之得以与一般仿古铜器区分开来，令人刮目相看。

这件铜簠，经过考证是明成化年间东莞县儒学的祭器之一，当年放置于县学宫文庙神案上用以祭祀圣贤，是地方礼教兴盛的象征。东莞学宫在东莞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却在近代百余年社会急速的变革之中一再遭到损毁，文物荡然无存。这件铜簠的重新发现，无疑受到了东莞人士的热切关注。同样一件器物，放在铜器收藏领域可能不止一顾，但换了一个场景，就一下成为了无价之宝。

成化元年东莞县学铜簠 图源：广东崇正

与东莞学宫铜簠同类的儒学祭器，在明清两代传世的铜器当中并不少见。儒学祭器大多模仿青铜器造型，类型包括鼎簋簠笾豆铏登爵等等，主要用途是摆放在儒学文庙内，祭祀孔子及其弟子时使用的器具。明清两代每个府州县学宫都会备有不止一套。自晚清科举废除以后，各地的学宫大多荒废，或者改建成新式学堂。昔日学宫陈设中必不可缺的祭器，也一时成了历史垃圾，很少得到认真保存，反而作为工艺品不断转售外洋。

我们今天见到不少传世的儒学祭器，不少就来自海外。近年偶尔回流国内，出现市场。儒学祭器往往身带纪年和人名款识，比起一般仿古铜器，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和历史价值，正逐渐受到收藏者们的重视。然而人们对于儒学祭器的认识，只是一些对传世器物本身的介绍，对儒学祭器整体历史概括仍然缺乏，本文先尝试就明代儒学铜祭器的出现给予宏观的梳理，以供藏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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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儒学祭器并非全是瓷

过去人们对于明代祭器有全用瓷器的印象。像王光尧先生就曾指出明代自洪武年间开始，从朝廷而至地方，“凡明代官用祭礼器均已瓷器化”。[1]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确实，自明代初年开始，朝廷就有明文规定祭器的材质，特别是洪武年间，太祖皇帝曾多次下令规定祭器改用瓷器。皇帝的初衷可能是节省用度，但也因此造成明初制瓷业的空前发展。

成化元年东莞县学铜簠（局部）

明初地方的儒学祭器，就有不少奉旨使用瓷器的记载。如正德《琼台志》卷十六记载了文昌县学的祭器，是由“先乡典史詹斗延任浮梁时，备磁器送学充用，后宣德间教谕陈文骥始置笾豆簠簋等器。”詹斗延，洪武间人，可知远在海角一隅的文昌县，洪武年间就奉旨使用瓷祭器了。又万历《六安州志》卷二记载正统年间担任青田知县的单瑛，订制了一批祭器送给当地文庙使用。这批祭器用两个大柜子来安放，柜子上还分别写明了祭器的质地和类型，其中有“青磁笾豆”“白磁笾豆”“白磁簠簋”“青磁登铏”“白磁炉”等。可见这批订制的祭器，都是用瓷制作。

类似记载还见于弘治《偃师县志》，当地县学“笾䇺簠簋铏爵等器，旧残缺不餙。弘治十四年，知县魏津新置白磁祭器全付，极为净嘉。”又嘉靖《高陵县志》卷三“国学用盘楪，县俗用笾豆铏登，然皆白磁。”可见明代各地儒学，从洪武、正统、弘治，甚至晚至嘉靖，都有使用瓷祭器的传统。

然而各地儒学祭器的材质并非严格遵照御旨。此了瓷器之外，还有沿用前代祭器的例子。如万历《滁阳志》卷四记录文庙祭器时称：“宋元相遗铜器俨然鼎彝，永乐三年知州陈琏乃籍遗器而修之。”这里说到的前代铜器，计有簠、簋、笾、豆、镫、铏、爵、牺尊、象尊等，种类齐备，此外还有陈琏新置的祭器，则为铜觯、磁笾、铁炉三种。又如弘治《句容县志》卷三记载“今文庙有唐宋古祭器”，说明至少在弘治年间，前代祭器仍然在被使用。

此外，明代初年还流行用锡制的祭器。如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五介绍文庙里的祭器，提到“铜器皆前代所制，今增置皆锡木器，不载。各县学铜器少，锡器多，其器数俱见旧志所载。”可见当时府学宫保存有少量铜祭器，但都是前代的遗存，新置的器具则大多用锡木制作。明初用锡为祭器者甚多。如成化二年钱溥撰写的《东莞县儒学修造记》透露，东莞儒学“旧祭器以锡，今范以铜”，即是说成化以前该学的祭器皆为锡器。又兴化府学，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五记载，“成化二年，知府岳正范铜铸祭器凡六百三十有四事，仍以旧祭祀锡器为乡饮之器，凡四百王十有八事。”即成化二年以前该府学祭器俱用锡，此后也一直在乡饮酒礼上使用。

再举正德《琼台志》记载的两个例子，文昌县学于成化十年由教谕唐琳补造祭器，“补置锡爵百余，及请县库羡余易铜。”另外会同县学亦然，成化二十年“敎谕丘定申请置造祭器（准以本学缺官斋夫银两售铜，铸登、铏、笾、豆、簠、簋、爵、香炉凡八事共一百有七件，又锡爵十四，罇三，壶二，瓦爵十一、盏一百，木笾豆一百有九、盘二百四十、盏七十五、牲匣九、烛台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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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朝大兴铸造铜祭器

根据上述明代学宫用锡制祭器的例子，从中还能得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祭器在明代中期器逐渐由瓷锡更置为铜。这一转变可以说集中出现在成化年间，而且还远不止上述几例。先是福州府学，据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四记载：“成化三年，巡按御史涂棐以国初所颁铜铸祭器，如尊罍铏之属，皆岁久刓弊，因命工并笾、䇺、簠、簋俱范铜而重铸之。”可知成化三年以前，学宫铜祭器仅限于“尊、罍、铏”三种，到了成化三年之后，则笾、䇺、簠、簋统统改用铜铸。其中笾豆鼎铏之类，均见传世，计17件，今藏福州市博物馆。[2]

至于引文内提到的巡按御史涂棐，棐字伯辅，丰城人，天顺庚辰进士。他到每处任官的地方，都非常重视当地的教育事务，尤其对于祭器的设计和制造非常热衷。成化六年，涂棐改官广东按察司副使，莅任之初，就迫不及待考古铸器，为琼州府学添置了一套共393件的铜祭器。成化八年，琼州著名学者邱濬亲自为这一盛举撰文，写道：

“我太祖高皇帝建国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旧，独于先师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盖不敢以百神例视之也。至于祭器之用，虽郊庙之大，亦惟用时器。独于天下郡县学春秋丁祭用古礼器焉……祭之器笾质以竹，鼎质以金，登质以土，俎豆质以木，尊罍之属，或土而或金，形异而质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类易坏，而或不能以坚久，一切范金代之，以图其永。其形则是，其质则非，盖主于用，而不泥于其故。兹礼所谓先王未之有，而以义起者乎。琼郡学祀，旧有祭器，久而废坏，弗备。成化辛卯，广东按察司副使丰城涂公伯辅，奉玺书来饬兵备，下车之始，未遑他务，首市铜鸠工，博考古图像，按其制制之。其为器，爵百四十而奇一，笾七十有二，豆如笾之数，簠簋各四十有四，铏十又二，登五，尊三，緫其凡三百九十三，事费一出于官，而民弗与知。”

文中可见，邱濬在当时亦深知明代初的定例，所谓“郊庙祭器用时器”，所指即是瓷器。然而就他所见，唯独天下郡县学宫祭祀用古礼器，即其后所云竹木陶瓦之类。根据上文所考，可知并不尽然，应当还包括前代的铜器和锡器。然而到了成化年间，邱濬所目睹的则是祭器已大多改用铜来铸造了。

成化元年东莞县学铜簠款识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