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元年东莞县学铜爵（局部）

②成化三年福州府儒学铜豆、笾、铏、簋、鼎17件。身上有“福州府儒学文庙祭器/豆/成化丁亥年造”等铭文。藏福州市博物馆。

③成化五年无锡县儒学铜爵。款识：“成化五年春河东谢廷桂”。[7]

④成化七年溧水县儒学铜兽面罍。款识：“知县燕寿，县丞杨海，主簿王诚，主簿白玘，典史徐明，教育徐绶，训导陈安，训导郭鈜，成化辛卯岁造。”辛卯，即成化七年。燕寿，陕西咸宁人，成化间任溧水知县，可知此物为溧水儒学祭器。藏湖南省博物馆。

成化七年溧水县儒学铜兽面罍 湖南省博物馆藏

⑤成化九年山东临邑县儒学铜簠二件、铜豆一件。身上均有铭文：“成化癸巳秋月临邑知县太原王启”，癸巳即成化九年。藏山东省博物馆及济南市博物馆。[8]

⑥成化十七年铜登。铭文：“文庙祭器/成化二十一年/八月□日/知府□□……”[9]

⑦成化十八年罗江县儒学铜爵。铭文：“成化十八年罗江知县宁国汪颙奉”。

⑧成化二十一年曲阜孔庙铜祭器116件。款识：“大明成化乙巳春三月吉监察御史莆田林诚敬造，嘉兴知府金溪徐霖督工”。孔庙今藏明代铜祭器，正统款1件，成化二十一年款116件，二十三年款1件。弘治款23件，正德十二年款133件，嘉靖二年款27件，万历十七年款97件，十八年款17件，二十二年款18件，崇祯六年款2件。[10]

由上可见，明代上至孔庙，下至地方儒学，大兴铸造铜祭器自成化朝始。其后铜范祭器更为普遍，不再详举。然而成化年间郡县祭器为何会纷纷以铜易旧，尚未查找到制度上的根据，反而明代朝廷晚至嘉靖年间朝廷仍有往景德镇订制瓷祭器的记载。博学如学者邱濬，总结成化年间祭器改用铜器的原因，亦只归咎竹木易朽之故。

但根据上文引用的材料，至少有两处细节值得留意。其一是铸器之铜料，是通过市场购买获得。如文昌县教谕唐琳“请县库羡余易铜”，会同县学敎谕丘定申请置造祭器“准以本学缺官斋夫银两售铜”，涂棐到琼州任官之初“首市铜鸠工”，可知铸造工料都是得自于地方市场。其二是“准以本学缺官斋夫银两售铜”这一句话，可知铜料以银购买。成化年间是白银开始转变为主要金属货币使用于民间市场的时代，在大宗交易上过去作为主要货币的铜钱让位于白银，使得较为稀缺的铜金属得以大量用于钱币以外的器物铸造，这或许是其中原因之一。

明代的铜器收藏向来以铜炉为最为热门，文房仿古铜器次之，儒学祭器再次之。实际上，儒学祭器大都仿青铜礼器的样式，古茂典雅，是一地文风兴盛的象征，而且身上大多铸有纪年和人名款识，不仅纹饰和器型可以为同时期器物提供参考线索，而且款识往往蕴含着极高的文献价值，可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甚至还能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联系起地方上的历史名人和重大事件，趣味无穷，值得人们留意。

【参考文献】

[1]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畧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

[2]戴小巧：《福州市博物馆藏明代福州府儒学文庙祭器》，《文物春秋》 2018 年第 1 期

[3]华艺淘珍第15期，编号20512

[4]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编号7153

[5]广东崇正2021年秋季拍卖会，编号1440

[6]藏品编号FE.4-1984

[7]马今洪：《文物鉴赏丛书·明清铜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8]布明虎、杨春钝：《明成化九年临邑县文庙祭祀礼器初探》，《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年第14期

[9]许雅惠：《晚明古铜知识与仿古铜器》，《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的仿古风》，台北故宫博物院，2003

[10]杨孝瑜：《曲阜孔庙旧存明代铜礼器研究》，《中原文物》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