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超豪华大厦——至少是当时远东地区第一高楼的大饭店上用餐，又兼高朋满座、高论时现，胡适强打精神应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亚东还有二千四百元的欠款问题无法解决。午餐后，胡适又迅即去找章士钊求助，可章坚称毫无办法。胡适希望章能承担二千五百元的救急之款，但章仍说“无法可想”。胡适只得来到温州路上的汪家，去通告筹款状况，以便亚东方面尽快想别的办法应急。汪原放的老母见到胡适，禁不住老泪纵横，拉着他的手说：“适之哥和章伯伯总要救我们一家才好。我活到今日，不曾过过这种日子！”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她下泪了。我虽感动，实在想不出法子来。”
临走时，胡适给汪原放留下了两封信，信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应当是与筹款清欠相关的。为亚东清欠的事暂告一段落之后，胡适开始走马灯式的亮相上海朋友圈——王云五、李拔可、傅伟平、何柏丞、周昌寿、丁鼎南等老先生先行访晤。还借李拔可的汽车一用，特去见了蔡元培一面。
晚间，胡适又应梅兰芳之邀请，到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沈昆山家中晚餐。但这顿晚餐与午餐相似，再次因亚东清欠之事而未能尽兴。原来，汪原放拿着胡适的信函去各大银行通融商洽，却已经晚了，因为银行已经关门了。胡适不得不又给徐新六打电话，以个人名义暂借五百元给亚东救急。
叁
百乐门匆匆聚会
苦思对策中“守岁”
晚餐后，朋友们又把胡适送到百乐门舞厅，香鬓丽影、灯红酒绿，上海的达官贵人们正在以狂欢的姿态守候1935年新年的到来。在这个中国最繁华的都市舞池之中，胡适看到宋子文、顾维钧、陈光甫、李铭、夏小芳等，正觥筹交错、欢声四起。1934年的最后一夜，离1935年元旦还有几个小时，在夜上海的百乐门，学者本色的胡适，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难种种，想到了热河失守之后的外交失败种种，更联想到眼前亚东图书馆的经济危急，他在日记中慨叹道：“在那个狂乐的跳舞场上，谁也不感觉空前的经济大恐慌逼人而来，谁也不感觉国家的绝大危难即在眼前！”
胡适在百乐门没有逗留多久，即回到下榻的新亚饭店。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原放、汪乃刚兄弟则早已在饭店候着了，这一帮曾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出版人、编辑、作者，在房间里密谈了许久，为度过眼前的经济危机苦思对策。不知不觉间，胡适与汪家人“守岁”过了凌晨三点，在一番别样的忙碌中告别了1934年，迎来了1935年元旦。
送走汪家人，胡适索性不睡了。他把北大“中国文学史”学期测验的题目写出，封寄予卢逮曾；又办了几件事，才凌晨四点，还没挨到天亮，遂脱衣小睡。睡得正香甜时，忽被旅馆服务员敲门唤醒，原来是他事前预约好的“叫早”，清晨六点半必得准备行装，登上南下的轮船。七点，中国旅行社的人来托运了行李，张慰慈给胡适带来了薄外套，并一起用早餐，送行。八点，胡适登上哈里生总统号轮船，九点半才开船。
1935年元旦，胡适登上轮船、驶向香港之际，上海的《东方杂志》也于同一天推出“新年特大号”。胡适在这期杂志上也有文章发表，且是封面文章之一，与汪精卫、蔡元培、陈立夫、王正廷等一大帮国民党元老的文章位列同期。不过胡适的文章题为《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流露出对当前时局的失望、对政局的不满以及对政治改革的不同意见。这些明显带有批评性质的文字，看起来与救亡图存、新生活运动等一系列政府当局正在鼓吹的大政方针格格不入。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方杂志》这期足足是平时期刊容量四倍以上的“新年特大号”中，“生活之一页”特别栏目是由杂志社遍约南北名家撰写的，内容设定为回顾过去、展望新年。这一特别栏目由马寅初、梅兰芳、任鸿隽、钱歌川、赵景深等131位各界名流，各自撰文131篇，为1935年新年元旦献辞。这其中，就不乏与胡适持相同时局观、相近价值观的言论；80年后的今天，一一读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供图/肖伊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