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解放战争正朝有利于人民的一方发展时，国民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币制改革”，推出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货币——“金圆券”。

不同面额的金圆券。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它创下了多个中国史上的“第一”，比如寿命第一短的金融货币、通胀率第一高的法定货币。作为蒋家王朝的最后一块裹尸布，金圆券早已被人民扔进历史的坟墓。但是，为什么旨在打破囤积居奇、稳定市场、平抑物价的金圆券，最后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通胀灾难？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因国民党无止境的内部斗争、转嫁矛盾，愤而抛下即将发行的金圆券。然而，即便是无人押运的金圆券，也没有引来任何的哄抢。来源/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截图

国民政府的货币观

民国的政府，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被两个问题困扰：一是钱总不够花，二是物资总不够用。钱不够，只能经常借外债；物资不够用，则是无解。战乱不断，百业萧条，别说工业品，粮食布匹这种物资都一直紧缺。可民国政府的一点点外汇，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买到满足四亿人需求的物资。政府自己也什么都缺，绞尽脑汁只能靠逼死人的捐税和超发货币，先解决困难。实际上，金圆券正是在法币滥发、信用破产后的无奈之举，或者说，国民政府的主要决策者，根本是一群无知者。

抗战时期，美国记者白修德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有过一次对话。二人就物价飞涨问题进行争论，孔祥熙气急败坏地对白修德咆哮道：“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你们美国记者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这不是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这是中国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对货币的理解水平。

在这种认知的指导下，拥有铸币权的国民政府印刷了大量货币，主动造成货币贬值，以此抢劫控制区内的物资。1937年，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量为16亿元，到1945年已经达到惊人的10319亿元，增加了738倍之多。飞涨的物价严重打击了国民政府的经济，让国统区的人民生活十分拮据。但客观来讲，这种方式确实为前线筹集到了大量物资，保证了国民党军队的基本补给，并让国民政府的财政维持下去。

国民党授权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当然，维持某一货币的购买力稳定，货币供应量、必备物资、控制区老百姓的预期三者缺一不可，即使货币供应量可控，物资充裕，但如果老百姓的预期是你这个政权快要灭亡，是不可能信任你所发行的货币的。所以说，国民党法币政策在1944-1945年之所以滥发到惊人的地步，跟国民党军队在前线不断失利有很大关系。

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国民党的法币一度到了崩溃边缘。严峻的财政问题让国民政府在抗战的最后一年面临了极大风险——控制区域直线下降，控制物资预期不足。当时美国已经参战，在太平洋战场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国民政府的生存才又有了保证。同时，美国的经济援助，让国民政府的最后信用得以勉强维持。

国民政府靠发行货币、抢劫式搜刮物资，以及美国援助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正因为有了这个“经验”，国民政府才敢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又动了使用这一招的歪脑筋，可问题是，这次的情况已经跟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大决战前，市场已经投票

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的猛烈攻势下，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遭到沉重打击。对蒋介石来说，比军事危机更加严重的，是已经濒临破产的经济危机。在全国国民党控制区内，财政已经近乎崩溃，全靠着印钞厂疯狂印出的法币来勉强支撑财政。当时，法币面值最高已经达到500万元，国民政府还创下过一天印刷“十万亿”货币的惊人纪录。可以想象，如此疯狂的滥发钞票，国统区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远远高于抗战时期。

广东造纸厂曾一次性购买800多箱法币当造纸原料，因为法币的价格比造纸原材料更加便宜。事已至此，只能说明当时民众早已对法币失去信任，许多地方都开始以物易物，甚至重新私下流通起金条银元来，更加剧了法币的贬值，也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财务问题。

影视剧中，因法币滥伐造成的通货膨胀。来源/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截图

财政问题最终会影响到军事问题，在疯狂贬值的货币面前，手中有物资的人开始大量囤积居奇，因为卖出这些物资只能收到废纸（法币）。既然不能拒收废纸一般的法币，物资的持有者只能拒绝交易以对抗飞涨的物价，这样做的结果是，本已有限的物资更难流入社会，以及政府和军队手中，或者说，在国民政府滥发货币后，囤积居奇是不想被政府合法抢劫的唯一办法。

同时，在财政紧张和物资紧缺的双重影响下，前方国民党部队拿的是基本毫无购买力的军饷，购买不到物资，军需粮草供应不足，让本已屡战屡败的军队士气更加低落，战斗力更加低下。如果再失败下去，控制区域继续下降，物资更难以获得，国民政府覆灭的可能更大，货币继续印刷也购买不到什么了。

金圆券是最后一搏么？

为了解决资金和物资短缺的问题，蒋介石于1948年8月9日颁发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开始执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取代法币。自此，这个留下千古骂名的金圆券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按照蒋介石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1金圆券等于300万元法币，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必须都兑换成金圆券。凡兑换者，都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严厉惩处囤积居奇者，并在各大重要经济区内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颁布命令后，蒋介石生怕命令执行得不到位，特地派蒋经国亲自出马去上海进行经济管制。

蒋经国与蒋介石。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蒋经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打击投机奸商，时称“打老虎”。蒋经国为表决心，也公开表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于是，著名的蒋经国“打虎运动”正式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蒋经国真正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抑制恶性通货膨胀，二是严打囤积居奇。蒋经国很清楚，稳住市场，拿到资金和物资，缓解前线已经危如累卵的战局，是这个政权最后的机会。

战场和市场相辅相成，不可能独自胜利。一开始，蒋经国的信用起了作用。在国民党政府的欺骗性宣传下，城市中产阶级被金圆券看似稳定的币值和奖励政策所忽悠，纷纷掏出本已不多的家产兑换金圆券。当然，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中产阶级希望国民党继续统治，最典型的是前“飞虎队”队长、美国人陈纳德，他把自己在中国多年挣下的家底全部买了金圆券。同时，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许多囤积居奇的奸商被抓，杜月笙儿子入狱，杜家公司囤积的物资被收走。杜家这样有势力的公司被处理，自然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据统计，金圆券推行时，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共2亿美元。在蒋经国的打击下，囤积居奇的物资也被重新投放市场，物价也暂时得以稳定，全国物价基本冻结在8月19日水平。这些成果让国民政府的情况一度有所好转，但是很快蒋经国就发现，他所面对的情况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此时此刻的蒋家王朝所面对的早已是一个极为顽固的反动烂摊子，等打虎打到了“自己人”头上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蒋经国查到了孔祥熙之子孔令侃身上，宋美龄介入此事，同时连前方的蒋介石也对蒋经国施压要求放人，导致蒋经国不得不放孔令侃一马。

蒋经国、宋美龄和孔令侃。来源/央视《法律讲堂》截图

有人认为，这是蒋经国“打虎运动”彻底失败的标志，但如果仔细分析，蒋经国在上海只是一个局部，大局是解放战争的进程。当时，能稳住物价的机会只有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蒋介石的军队能取得几个决定性的军事胜利，让国统区的人民相信蒋家王朝还能继续下去，并控制全国的局面。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如果要维系货币的稳定，无非是稳定提供足够的物资，并让市场获得信心。对国民政府来说，前线连战连败，国统区对国民党军队的信心早已丧失殆尽。国民党统治中心多在城市，广大乡村又多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城市的物资供应已经多被切断。如果想恢复人们的信心，唯有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重新夺回地盘以保障对城市的物资供应。

1947年，随着国民党战局开始走向颓势，大量农村地区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物资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已经“门有长队，店无存粮”。到1948年3月，只能对市民实行配给制，即     “每人整米二市斤，碎米三市斤”。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带的上海已经如此，可见国统区的粮食供应极为紧张。除了粮食外，棉花、煤炭其他物资的供应一样不容乐观。军队作战，如果必要的物资供应跟不上，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非常巨大。美国记者西默·托平就在他的《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一书中记载了自己的见闻，在书中他提到，他在去往河南地区的路上，见到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吃的是“辣椒油拌冷米饭”普遍身材瘦弱。等他到了解放区却惊讶地发现，解放军士兵吃的居然是“热乎乎的面条”，士兵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普遍很好。对比之下，西默·托平感慨，仅从给部队提供的伙食上看，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在中国取得胜利。可以说，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进入一个死循环，军事失败使得地盘大量丢失，地盘大量丢失又导致物资短缺，物资短缺造成军队战斗力下降，军队战斗力下降又导致军事上继续失败。在重重失败面前，国统区的物资短缺问题已经到了危及国民党政权的地步。

为了抗议钞票贬值，上海人民制作了这种写有“物价天天涨，钞票不值钱”的印章，盖在纸币上。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唯一翻盘的机会就是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以夺回地盘重新恢复物资供应。但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有条件对国民党政权发起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2日，就在蒋介石颁发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一个多月后，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经过52天的激烈战斗，全歼了国民党最为精锐的东北集团，包括全部美械装备的第九兵团也全军覆灭。11月2日，沈阳解放，东北全境解放，东野百万大军，虎视关内。

辽沈战役的胜利，正式宣告蒋经国最后一丝希望的破灭。沈阳解放的前一天，蒋经国放开了物价管制，本人也无奈辞职，上海物价立刻飞涨，金圆券以超过法币的速度急剧贬值，很快沦为废纸。囤积居奇现象则比之前更为猖獗，大批物资被少数人扣下坐地起价，市场秩序彻底崩溃。《申报》对此报道称：“黄牛党无缝不钻，长蛇阵随处可见，绒线香烟西药等物无一不被抢购……”

蒋介石竟是最大赢家？

蒋介石自己非常清楚，他的算盘是重新复刻抗战的“经验”，搜刮一切能搜刮到的东西赌一把，然后拼命向美国求救。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已是板上钉钉，蒋介石开始了“大搬家”，即把自己搜刮到的金银财宝全部运去中国台湾，这最后一次搜刮的资源也是他自己去中国台湾的本钱。

他到底从中国大陆运走了多少呢？按照吴兴镛教授统计，运到中国台湾的黄金主要分四批：第一批1948年末起运，从上海运往中国台湾，合计258万两，另有银元400万；第二批1949年1-2月起运，从上海到厦门鼓浪屿，99万两，另有3000万银元；第三批1949年3月起运，从上海空运到台北，60万两；第四批1949年5-6月，从上海运到中国台湾19.8万两，另有银元120万。除了这些不义之财外，蒋介石海运走了大量的其他硬通货，比如外汇、珍宝、设备等。按照吴兴镛的研究，国民党从中国大陆带走的硬通货折合成黄金约为700万两左右，总共价值约为2.5亿美元左右。

影视剧中，载有大量金银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飞机。来源/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截图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当年在蒋介石逃台后，整个中国大陆被他搜刮的只剩下不到2000万美元的硬通货，也就是说，他偷了十倍于中国大陆的硬通货逃去了中国台湾，这笔钱奠定了台湾地区日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把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留给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成立，人民政府开始管理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金融城市，并在当天发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禁止金圆券流通。同时还宣布，所有金圆券按1：10万的比率进行收兑。金圆券自发行以来飞速贬值，早已成为废纸，所以收兑工作非常顺利，仅仅七天时间，收兑的金圆券数额已占其发行总量的一半以上。

当时，上海市民对常年通货膨胀早已心有余悸，所以囤积居奇现象依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况，1949年6月8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电告华东财经委员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严惩投机分子。与此同时，中央财经委员会又指示上海华东财经委员会，要求铁路等交通部门只接受人民币，还规定只能用人民币纳税。人民政府还从全国各地调集物资，保障新解放的城市物资供应。很快，上海、北平、青岛等城市的物资供应基本满足了城市运转需要。在充足的物资供应下，再加上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取得的胜利，很快，人民币就成为最受人民信任的法定货币，也彻底扫清了国民党留下的通货膨胀和囤积居奇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