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进入龟兹地区大约200年后，河西地区的佛教及艺术开始繁荣

甘肃玉门关以东的河西石窟共有17处，其中最著名的是敦煌附近的莫高窟。另外还有西千佛洞及南湖店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安西榆林窟、下洞子石窟、东千佛洞、玉门昌马石窟等。酒泉附近有文殊山石窟。张掖南有马蹄寺、千佛洞、金塔寺及上中下观音洞、民乐童子坝石窟等。武威附近有天梯山石窟、圣容寺、云庄寺、石佛崖、皇城石佛崖等处石窟。这些石窟始创于北朝的有12处，其中最早兴盛的的是凉州地区的石窟群。

魏晋以来，河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在凉州。

凉州地处佛教东传中原的交通要道，往来僧人都会在此停留或常驻。这一时期先后统治这里的王朝大多崇信佛教并大力倡导，组织高僧住持译经。鸠摩罗什就曾在凉州停留十几年，很多凉州僧人也积极西行求法。在5世纪中叶北魏统一北方之前，凉州一直是佛教传播的中心之一。

这一时期，凉州的开窟造像活动也非常兴盛，尤其是在北凉政权时期。

凉州石窟的开凿与当地佛教重视禅修密切相关，这也是龟兹地区的佛教传统。再加上凉州节制龟兹由来已久，龟兹长期与凉州保持着密切联系。随着经龟兹东来凉州和自凉州西去龟兹的僧人日益增多，凉州石窟尽管在表现佛教教义上与龟兹石窟有着明显差别，但是艺术形式上还是可以看到龟兹艺术的影响。

文献记载，沮渠蒙逊曾经在天梯山石窟设置丈六大型佛像于石窟之中，加上炳灵寺石窟第20窟贴塑大像于崖壁上，以及天梯山、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等处的方形或长方形塔庙窟，应当是受到了龟兹石窟中心柱窟和大像窟的影响。凉州石窟中雕塑的释迦牟尼、交脚弥勒、思惟菩萨等题材，是龟兹石窟常见题材。金塔寺千佛洞中心塔柱龛外与窟顶绘画或影塑大型飞天，前者多见于龟兹大像窟，在塑像大部被毁的龟兹石窟中，虽然没有可以对比的资料，但在龟兹西南今巴楚东北的脱库孜萨来依佛寺遗址（也属于龟兹佛教艺术范畴）中，也出土了姿态类似的大型飞天形像。此外，文殊山石窟和炳灵寺169窟壁画中的人物采用了晕染的方法以体现人物的体积感，这也是龟兹艺术的典型特点。

当然，凉州石窟中尽管出现有上述龟兹艺术的因素，但它却是与龟兹石窟不同的佛教艺术类型。

首先，它们反映的思想内容不同。凉州石窟中非常普遍的题材，如千佛、十方佛、一佛二菩萨、西方净土、释迦多宝并坐以及维摩诘变等，体现的是大乘佛教的思想，而龟兹石窟反映的主要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一佛一菩萨”和“惟礼释迦”的思想。

其次，凉州石窟中也出现有龟兹佛教艺术的元素，但都是为了服务于凉州佛教的基本佛教思想的，它在凉州佛教艺术中的地位、作用和内涵与龟兹佛教的不同。

凉州佛教及其艺术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北魏、南朝乃至高昌等地的佛教及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7世纪，随着大唐帝国的来临，敦煌石窟艺术进入了鼎盛期

据敦煌石刻和藏经洞遗书记载，敦煌石窟的开凿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敦煌西邻龟兹，因而它的早期石窟艺术中，无论是洞窟形制、壁画题材还是艺术风格，都明显受到龟兹石窟艺术的影响。首先是中心柱窟在这一时期的敦煌地区很流行。根据学者研究，敦煌石窟早期洞窟有36个，其中有18个中心柱窟，约占一半；壁画题材中，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占据很大比例；此时期，敦煌石窟中绘制的本生故事有十几个，大多可以在龟兹石窟中找到，构图形式中单个画面表现单个情节或多个情节的艺术样式占有很大比例；人物形象多用铁线描勾勒轮廓，而后采用龟兹式的晕染法形成立体感，显然是龟兹石窟艺术思维的东传。此外，飞天造型多为“U”形，与克孜尔石窟中新1窟后室券顶的飞天相似；纹饰中，多见具有西亚和中亚特点的忍冬纹。

唐代是敦煌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大唐王朝开疆拓土，威震四邻；开明的民族政策，保证了边境安宁。与中原王朝的强盛同步，敦煌石窟在这个时期也有了长足发展，来自龟兹石窟的艺术元素大多被改造，和谐融入敦煌石窟艺术中。

唐初，龟兹式的中心柱窟仍在营造，但是数量已不多。代之而起的是空间更为开阔的殿堂窟，其最大变化就是原来洞窟礼拜中心的佛塔被去掉，代之以佛像。这种洞窟类型适应了从佛塔崇拜向佛像崇拜过渡的需要，因而成为敦煌石窟以后的主要洞窟类型。

壁画题材上，本生、佛传故事仍然存在，但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经变画成为主流，大乘法华、华严和净土思想流行；构图上，单幅画面仍然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连环画式、中堂式和屏风式构图盛行；艺术表现上，以中原传统的兰叶描为主，铁线描等也有使用，并注意针对不同的对象将它们结合使用。

晕染法的使用也达到了新的水平。敦煌画师们常常将人物的不同部位分别采用龟兹式的叠晕法和中原式的高染法加以表现。此外，有的壁画中还使用了平涂勾线法和渲染法来表现人体的立体感。

敦煌石窟艺术至此完成了凤凰涅槃，它将龟兹石窟艺术的风格元素和中原汉地的传统艺术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中西合璧、宏大华美的敦煌石窟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