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爱“方人”，也就是评论别人的长短，孔子听到非常不以为然，说：“子贡，你很贤明吗？老师我就没有时间来做这些无聊的事情。”这是孔夫子在委婉地批评子贡，要他把精力用在提高学问与道德修养上面，而不是整天对人评头论足。因此，孔子对子贡的批评更多是担心他过分逞口舌之能，是老师本能的关怀。其实，孔子在很多时候是十分喜欢同这个通达世事、善懂人意的学生交流的，甚至常与他推心置腹地探讨学问、道德和人生。

孔子曾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聪明？”子贡老实地回答：“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由一知十，而我只能由一知二。”孔子听后赞同道：“比不上他，比不上他，我和你都比不上他！”抑此扬彼，并不是孔子教育学生时常用的思路，更不是他真的认为子贡不如颜回。正是因为孔子知道眼前的子贡是个谦逊低调、善于雄辩的人，才会这样与他谈论自己的另一位弟子。

子贡也曾问孔子：“老师觉得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就像个有用的器物。”子贡接着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瑚琏，是春秋祭祀时盛黍稷的尊贵器皿。

后世对这段师徒间的对话有不同看法，一是认为孔子以宝器喻人，在夸赞子贡，认为他有安邦定国之才，后世也以“瑚琏之器”来赞誉某人能够担当大任。

也有人认为，孔子是在勉励子贡。因为儒家以“君子不器”为修学标准，也就是君子做人不应拘泥于预期目的，唯有“不器”，即无形、无相、无限，方能实现天人合一之道。但孔子却用“器”喻子贡，把子贡说成是“贵重而又华美的容器”，意思是子贡已经成为实干家，却没有成为一个修齐治平的君子，这何尝不是一种直率而真诚的批评呢？众所周知，子贡生于安乐之中，一生顺风顺水，无论治学还是经商都达到了自己的预期，但他还需要继续修养徳与礼，找到超越“器”以外的人生价值。

后来的子贡自始至终地尊重孔子，深受其学的社会公德心影响，大力推奉其学。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名胜天下，子贡起了关键作用。

他的举措有二：一是自身为老师宣传。子贡富甲天下，身居高位，每到一处，就与别人讨论孔子思想，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别人对儒学的了解；二是为孔子提供游学资助，甚至在险境中“捞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迁居到蔡国三年，楚国派人去聘请孔子。陈国和蔡国的大夫怕孔子被楚国重用后对抗陈蔡两国，就派遣了一些服劳役的犯人在野外把孔子围困起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无法动身，粮食也断绝了，随行的弟子饿坏了，没一人能站起来。于是“子贡使楚，楚昭王与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如果没有善辩的子贡为其解围、没有富有的子贡为其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恐怕会更加艰难。

子贡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忠实捍卫者与极力宣扬人，也成为孔子最为亲近的弟子之一，甚至成为孔子晚年最大的慰藉。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定居，这时弟子们死的死、散的散，子贡成了少数几位能够给孔子送终的弟子。孔子去世前七日，子贡出使归来，得知老师病了，赶紧来看望老师。见到子贡到来，孔子道：“赐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这不是责备，这是由衷的思念。孔子死后，弟子们为他服丧三年，唯子贡在孔子墓旁盖上草庐，为老师守墓六年。此后，子贡与其他孔门弟子一道担负起编撰《论语》、宣扬孔子学说的重任。

子贡怎么发财的？

旧时，商人们往往称道自己的事业是“陶朱事业，范蠡生涯”，有的商人还在自己的商店门口贴上“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这样的春联。陶朱指的是“商圣”范蠡，端木指的正是子贡。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也将子贡列入先秦著名商人的行列中。那么，子贡是如何经商的，乃至于超越祖辈积累下的财富，达到富可敌国、诸侯国国君“分庭与之抗礼”的程度呢？

《吴中三贤图》卷中的范蠡。作者/（宋）李公麟（传）

孔子生活的春秋后期，是所谓“礼崩乐坏”的动荡变革时期。彼时，原来的社会观念、政治制度、生活习俗受到严重挑战。在上层领域，作为统治者的传统贵族日益保守、日趋没落；地主新贵羽翼渐丰，与旧贵族统治集团相抗衡。土地制度改革，带来一系列重大变革，商人阶层逐渐活跃。春秋时见诸史书的商贾及其活动为数不少，例如以煮盐起家的猗顿、以冶铁创业的郭纵，都能“与王者富”；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所用贤人鲍叔牙与管仲皆出身商人；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卫文公“通商、惠工”，都为商人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只有子贡开辟了文人经商的先河。他受过优良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在商业活动中不自觉地把儒家伦理、精神文化同商业行为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儒商”文化。子贡从事经商活动不仅仅是为发财致富，更是和其政治理想有关。作为一位具有渊博学识的商人，列国诸侯不仅需要子贡经营的货物，还需要其高远的政治才学与见识。由此可见，子贡的经商生涯，与其发扬外交才干、宣传政治主张等活动是相辅相成的，以儒兴商，以商扬儒。

子贡能发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早早把握了市场规律。《史记》中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孔子也评价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总能准确揣测市场行情，按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预测市场变化，把握时机，在别人甩卖时低价购进，在市场奇缺时高价售出，从不积压货物，资金流转很快。子贡本人曾说：“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意思是说，有了美玉，不要老是把它锁在柜子里，若碰到好价钱，就要很快把它卖出去，否则，等到美玉多了，再卖就便宜了。这个经商经验可比西方的供求规律早了上千年。

当吴国大军远征北方，吴王夫差强征丝绵以御寒，这使得丝绵紧缺价格走高。子贡便抓住商机，从各国收购丝绵，然后到吴国贩卖，其中的“价格差”让他狠狠赚了一笔。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曾“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也就是奔走于各国做生意。他发现各国权贵皆以佩戴珠宝为时尚，就大量制造贵重佩饰“跨国营销”，赚得盆满钵盈。

那么，子贡又从何处得知这些信息呢？可别忘了，子贡位列“孔门十哲”言语科之一，利口巧辞，能说会道；他又曾“仕于卫”，做过官，结交了不少士大夫，常周旋于上层社会，信息的来源当然更广。这对于经商来说，是相当重要且有利的必要条件。

在经商生涯中，子贡一方面不断践行孔子的“义利”思想，绝不见利忘义，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另一方面，子贡也发扬儒家“言必信，行必果”的美德，正如《论语·先行》中记载的，子贡问：“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贡还曾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春秋时期，孔子与弟子坐而论道，他说：“富裕如果真是可以求得到的话，就是做那拿鞭子的苦差事，我也去干。但如果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和地位，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为此，子贡向孔子请教：“贫穷却不巴结奉承，有钱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曰：“这也算好的了，但还不如贫而乐道，富而知礼，那就更好了！”

孔子讲学图轴（局部）。来源/孔子博物馆

数年后，子贡离开孔子身边，游走于各国之间，但他始终记得当年孔子的教诲，坚守为富当仁，富而知礼，从不取不义之财，堂堂正正地经营致富，也为儒商留下千古美名。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著：《史记》。

[2]（春秋）孔子弟子编著：《论语》。

[3]张弛，金士编：《孔子七十二弟子图谱》。

[4]刘红星：《早期儒家并不轻商》，《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5]《自古儒商第一人》，《国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