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爱“方人”,也就是评论别人的长短,孔子听到非常不以为然,说:“子贡,你很贤明吗?老师我就没有时间来做这些无聊的事情。”这是孔夫子在委婉地批评子贡,要他把精力用在提高学问与道德修养上面,而不是整天对人评头论足。因此,孔子对子贡的批评更多是担心他过分逞口舌之能,是老师本能的关怀。其实,孔子在很多时候是十分喜欢同这个通达世事、善懂人意的学生交流的,甚至常与他推心置腹地探讨学问、道德和人生。
孔子曾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聪明?”子贡老实地回答:“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由一知十,而我只能由一知二。”孔子听后赞同道:“比不上他,比不上他,我和你都比不上他!”抑此扬彼,并不是孔子教育学生时常用的思路,更不是他真的认为子贡不如颜回。正是因为孔子知道眼前的子贡是个谦逊低调、善于雄辩的人,才会这样与他谈论自己的另一位弟子。
子贡也曾问孔子:“老师觉得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就像个有用的器物。”子贡接着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瑚琏,是春秋祭祀时盛黍稷的尊贵器皿。
后世对这段师徒间的对话有不同看法,一是认为孔子以宝器喻人,在夸赞子贡,认为他有安邦定国之才,后世也以“瑚琏之器”来赞誉某人能够担当大任。
也有人认为,孔子是在勉励子贡。因为儒家以“君子不器”为修学标准,也就是君子做人不应拘泥于预期目的,唯有“不器”,即无形、无相、无限,方能实现天人合一之道。但孔子却用“器”喻子贡,把子贡说成是“贵重而又华美的容器”,意思是子贡已经成为实干家,却没有成为一个修齐治平的君子,这何尝不是一种直率而真诚的批评呢?众所周知,子贡生于安乐之中,一生顺风顺水,无论治学还是经商都达到了自己的预期,但他还需要继续修养徳与礼,找到超越“器”以外的人生价值。
后来的子贡自始至终地尊重孔子,深受其学的社会公德心影响,大力推奉其学。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名胜天下,子贡起了关键作用。
他的举措有二:一是自身为老师宣传。子贡富甲天下,身居高位,每到一处,就与别人讨论孔子思想,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别人对儒学的了解;二是为孔子提供游学资助,甚至在险境中“捞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迁居到蔡国三年,楚国派人去聘请孔子。陈国和蔡国的大夫怕孔子被楚国重用后对抗陈蔡两国,就派遣了一些服劳役的犯人在野外把孔子围困起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无法动身,粮食也断绝了,随行的弟子饿坏了,没一人能站起来。于是“子贡使楚,楚昭王与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如果没有善辩的子贡为其解围、没有富有的子贡为其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恐怕会更加艰难。
子贡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忠实捍卫者与极力宣扬人,也成为孔子最为亲近的弟子之一,甚至成为孔子晚年最大的慰藉。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定居,这时弟子们死的死、散的散,子贡成了少数几位能够给孔子送终的弟子。孔子去世前七日,子贡出使归来,得知老师病了,赶紧来看望老师。见到子贡到来,孔子道:“赐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这不是责备,这是由衷的思念。孔子死后,弟子们为他服丧三年,唯子贡在孔子墓旁盖上草庐,为老师守墓六年。此后,子贡与其他孔门弟子一道担负起编撰《论语》、宣扬孔子学说的重任。
子贡怎么发财的?
旧时,商人们往往称道自己的事业是“陶朱事业,范蠡生涯”,有的商人还在自己的商店门口贴上“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这样的春联。陶朱指的是“商圣”范蠡,端木指的正是子贡。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也将子贡列入先秦著名商人的行列中。那么,子贡是如何经商的,乃至于超越祖辈积累下的财富,达到富可敌国、诸侯国国君“分庭与之抗礼”的程度呢?
《吴中三贤图》卷中的范蠡。作者/(宋)李公麟(传)
孔子生活的春秋后期,是所谓“礼崩乐坏”的动荡变革时期。彼时,原来的社会观念、政治制度、生活习俗受到严重挑战。在上层领域,作为统治者的传统贵族日益保守、日趋没落;地主新贵羽翼渐丰,与旧贵族统治集团相抗衡。土地制度改革,带来一系列重大变革,商人阶层逐渐活跃。春秋时见诸史书的商贾及其活动为数不少,例如以煮盐起家的猗顿、以冶铁创业的郭纵,都能“与王者富”;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所用贤人鲍叔牙与管仲皆出身商人;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卫文公“通商、惠工”,都为商人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只有子贡开辟了文人经商的先河。他受过优良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在商业活动中不自觉地把儒家伦理、精神文化同商业行为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儒商”文化。子贡从事经商活动不仅仅是为发财致富,更是和其政治理想有关。作为一位具有渊博学识的商人,列国诸侯不仅需要子贡经营的货物,还需要其高远的政治才学与见识。由此可见,子贡的经商生涯,与其发扬外交才干、宣传政治主张等活动是相辅相成的,以儒兴商,以商扬儒。
子贡能发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早早把握了市场规律。《史记》中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孔子也评价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总能准确揣测市场行情,按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预测市场变化,把握时机,在别人甩卖时低价购进,在市场奇缺时高价售出,从不积压货物,资金流转很快。子贡本人曾说:“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意思是说,有了美玉,不要老是把它锁在柜子里,若碰到好价钱,就要很快把它卖出去,否则,等到美玉多了,再卖就便宜了。这个经商经验可比西方的供求规律早了上千年。
当吴国大军远征北方,吴王夫差强征丝绵以御寒,这使得丝绵紧缺价格走高。子贡便抓住商机,从各国收购丝绵,然后到吴国贩卖,其中的“价格差”让他狠狠赚了一笔。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曾“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也就是奔走于各国做生意。他发现各国权贵皆以佩戴珠宝为时尚,就大量制造贵重佩饰“跨国营销”,赚得盆满钵盈。
那么,子贡又从何处得知这些信息呢?可别忘了,子贡位列“孔门十哲”言语科之一,利口巧辞,能说会道;他又曾“仕于卫”,做过官,结交了不少士大夫,常周旋于上层社会,信息的来源当然更广。这对于经商来说,是相当重要且有利的必要条件。
在经商生涯中,子贡一方面不断践行孔子的“义利”思想,绝不见利忘义,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另一方面,子贡也发扬儒家“言必信,行必果”的美德,正如《论语·先行》中记载的,子贡问:“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贡还曾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春秋时期,孔子与弟子坐而论道,他说:“富裕如果真是可以求得到的话,就是做那拿鞭子的苦差事,我也去干。但如果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和地位,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为此,子贡向孔子请教:“贫穷却不巴结奉承,有钱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曰:“这也算好的了,但还不如贫而乐道,富而知礼,那就更好了!”
孔子讲学图轴(局部)。来源/孔子博物馆
数年后,子贡离开孔子身边,游走于各国之间,但他始终记得当年孔子的教诲,坚守为富当仁,富而知礼,从不取不义之财,堂堂正正地经营致富,也为儒商留下千古美名。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著:《史记》。
[2](春秋)孔子弟子编著:《论语》。
[3]张弛,金士编:《孔子七十二弟子图谱》。
[4]刘红星:《早期儒家并不轻商》,《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5]《自古儒商第一人》,《国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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