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嗣母说。假“司”为“嗣”，“司母”即“嗣母”，表示法定王位继承人之母。《说文》：“嗣，诸侯嗣国也，从册从口，司声。”尹盛平先生指出“司”乃“嗣”之初文，唐兰先生亦释“帝司”为“帝嗣”。“嗣母”特指“王储生母”，也就是王位继承人的生母，类似今天所说的“皇太后”。“司（嗣）母”是法定王位继承人继位之前对已逝生母的亲称，“戊”为庙号，“司（嗣）母戊”表示该鼎为献给庙号为“戊”的、身为王位继承人的母亲的祭器。而非王位继承人的母亲则不能享有“嗣母”之称谓。商王武丁有三位法定配偶——“妣戊”“妣辛”和“妣癸”，她们是有权使用“司母”即“嗣母”称谓的。

五、尊长说。裘锡圭先生认为“司”“后”虽然由一字分化而来，但含义不同，应将“司母（女）”合为“㚸”，指女子之尊长（《说㚸》，《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卷）。

六、司氏女性说。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将“司母戊”中的“司母”合释为“㚸”，“司母（㚸）戊”指出身于司氏族的、名为“戊”的女性（《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

至于“后母戊鼎”之说，则最早由台湾学者金祥恒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次提出，认为“后”“司”本一字，本字是“后”，假借为“司”（《释后》，《中国文字》第十册）。丁骕先生指出商王武丁时期“司”“后”二形均是“后”字，祖甲时期“后”仍写为“后”，但是可以表示“司”即祭祀，祖甲以后的“后”字则一律写为“司”（《说后》，《中国文字》第三十一册）。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妇好墓，出土的铜器中，有两件大方鼎铸有“母辛”铭文，经过考证，“母戊鼎”的“戊”和“母辛”的“辛”，都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即王后，从此，“后母戊鼎”说的影响逐渐扩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国家博物馆部分学者开始以“后母戊鼎”介绍这件大鼎，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后重新开馆，后母戊鼎在专题陈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出，标志着大鼎出土七十馀年之后，首次以“后母戊鼎”之名亮相，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播发的文物新闻中，首次在官方媒体层面称之为“后母戊鼎”，多家报纸也刊载大鼎改名新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界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司”“后”的论证一度成为研究热点。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孙机先生做客中央电视台《吾家吾国》栏目时，再次就“是后不是司”做出解释。

纵观诸家，有学者基于“王后说”“君后说”支持大鼎改名为“后母戊鼎”，将大鼎铭文释为“后母戊”或“姤戊”。在殷商文字中，“后”指时任王的配偶或者父王的配偶。《说文》云：“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发号者，君后也。”《礼记·曲礼》：“天子之妃曰后。”《左传·哀公元年》称夏帝相的妃子为后缗。李学勤先生注意到殷墟卜辞中屡见“后某”的称谓，如商王武丁的三位配偶后戊、后己、后辛，这里的“后”指的是她们王后的身份（《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

商代铜器若只有几个字铭文，同一个字的偏旁常见错落分布，甚至相隔一段距离，因而有学者释“后母戊”为“姤戊”。“后”字加女字旁作“姤”，是女性后的专字，大鼎铭文应释为“姤戊”，后本来是执掌国事的男性君主的称号，后变为管理国家事务的女性贵族的称号，进而转化为时王或父王配偶的专称，引申为皇后。有观点认为的“姤”专指时任君主之法定配偶（朱凤瀚《论卜辞与金文中的“后”》）。也有学者认为“后母”二字合为商王后之尊称，西周以后才隶定为“姤”，作为“后”之异体（刘义峰《甲骨文与金文中的“后母”》）。

主“后”与主“司”派之间进行了长期交锋。主“司”派对“后”的批驳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司”“后”形同义不同。单凭许慎《说文》“司，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不足以确证二者同义，许慎解字时未能溯源甲骨文和金文，而以战国和秦汉文字为依据，造成了“从反后”讹误。二是“后”是“毓”的古字，“毓”，本指生育，引申为先公先王或者后。三是“后”用来指君王和诸侯，而非王后，商代无后制，君王之配偶直到周代才被称为“后”，周以前称“妃”。而且，如果将“后”作“王后”解，甲骨辞例多有不通，如“后父”“后羌”等。

主“后”派近年来有后来居上之势，对主“司”派的主张也进行了反驳：一是指出“司”“后”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字，若将“司”解读为某职司，则与贵为商王配偶的“戊”身份明显不符，大鼎的主人不可能仅是一位办事人员。二是“毓”“后”本同源，后来发生分化，“后”用以称呼君王或地位崇高之人，“毓”则指向世代的先后之后和生育等意思，“毓”“后”二字可以两存，并行不悖（孙机《关于“后母戊鼎”的定名问题》，《中国文物报》2016年9月13日）。三是若以“司”为法定王位继承人，以“司母”为法定王位继承人母亲之称，则无法解释商王武丁祭祀其另外一位配偶妇好时称其为“司辛”，也无法解释武丁卜辞中的“司戊”“司癸”等名号（张桂光《“母后戊”及其他》）。

鼎是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象征。后母戊鼎作为国之重器，承载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已经成为典型的文化符号，因此，它的名称择用须慎之又慎。目前，学界对于称“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皆可备一说，在掌握更加确凿的古文字学证据之前，应该鼓励学术争鸣，尊重古文字学研究及其发展的规律，让真理越辩越明。

（文/刘锴云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