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击败项羽、定鼎中原后，来自北方游牧文明的威胁更强烈了。此时，北方的草原地带已暂时摆脱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出现了庞大的军事集团。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平时牧马放羊，需要弓箭护身或驾驭畜群，这种生活所需决定了匈奴人必须相当熟悉弓箭的使用，还得是一边骑马一边灵活使用。因此，中原地区刚刚从战乱中喘过气来，匈奴已经是“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匈奴人在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弓箭，为其在军事上压制中原奠定了基础。刘邦深陷白登之围，便是匈奴骑士集群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抄的杰作。即便后来汉代进入文景之治，晁错在谈及北部边防的局势时，仍心有余悸地奏明：“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指西汉）之骑弗与也。”

不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匈奴人把弓箭用得天花乱坠，也未尝没有破解的办法。例如，匈奴人虽擅于骑射，但他们不善短兵相接，一旦对手装备厚甲利刃，近距离进攻，那么匈奴人便会祭出“远遁”的招数。因此，每当汉代集结重兵打算痛击深入中原的匈奴骑兵，对方就会一溜烟地返回大漠深处。

弓箭对匈奴人日常活动的塑造，使他们习惯了与对手保持一定距离的反复拉扯，等到对方力量耗尽再全线出击，捞取战利品。可汉武帝时期的西汉不但组建起骑兵集团，训练他们掌握了近战冲击的战术，还多次深入大漠，一边寻找匈奴主力决战，一边伺机捣毁对方巢穴，掠取或杀光他们的畜群。

匈奴人在漠北之战中被数以十万计的汉军骑兵集团重创，被迫西遁，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也因汉军的反复打击出现分裂。汉武帝时期对匈奴作战的成功证明了游牧民族的骑射优势并非战场致胜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个道理，还将在蒙古征伐欧亚大陆的历史中被证明。

中原王朝有多重视弓箭？

秦汉以后，中国进入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游牧民族在骑射方面的特点被中原地区吸收；反过来，农耕文明地区制造弓箭的技术也传给了前者。有一统天下志向的南北枭雄都致力于在军队内部推广弓箭，如北魏的骑兵集团基本延续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射的优势，而南朝虽然缺少骑兵，但在步兵作战或车战中也积极引入弓箭，如风云一时的北府兵军阵便包含了一定数量的弓弩手，以应对北朝骑兵的突击。

到了唐代，弓箭的热度不减，被正式列为王朝选拔军事人才的重点考核内容。如武则天时期开创武举，在武举考核的九门科目中，有五门都属于射箭范畴，分别为马射、步射、平射、筒射与长垛。弓箭此时也经历了专门化，分为用于步战的长弓、用于骑战的角弓以及狩猎所用的稍弓等。武举考察弓箭，既是在考验参选者是否具备拉弓的气力，也是在考察其能否在不同状态下保证击中目标的精准度。不过，唐代武举虽然重视弓箭使用，但在实际作战中并未完全依赖这种武器。如在野战中，唐军官兵仍需时刻做好在箭矢用完后提枪拔刀格斗的思想准备。

三国魏青铜弩机。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唐亡后，在东北崛起的契丹借中原军阀混战从石敬瑭手中谋得燕云十四州（原为“十六州”，后周收复两州）的“渔翁之利”，这给五代之后完成局部统一的北宋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契丹骑兵强盛，宋人自己要供养骑兵所需的优良马场却大部分被契丹吞并。在北宋建立初期与辽的争锋中，宋虽然阶段性胜利不少，但每到关键性会战便掉链子，乃至全军溃败，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契丹骑兵集团机动性强、支援快，且契丹人也擅长弓马，每个契丹人都有四张弓，外带四百支箭矢。

《射骑图》。作者/（五代）李赞华（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相比之下，宋军无论在骑兵数量还是弓箭使用上都同对方存在一定差距，结果损失惨重。在宋军几乎要取胜的高粱河之战中，耶律休哥统援兵及时赶到战场，与困守燕京的辽军里应外合，反制宋军。面对一边从两翼包抄而来的敌人，一边呼啸而来的箭雨，宋太宗赵光义即便心有不甘，也只能仓皇撤退，但仍被箭矢射中大腿，疼痛到无法骑马，只能靠驴车搭载南奔。

北宋初期对辽作战的反复失利，促使北宋统治者在弓弩的使用上狠下功夫，东京开封设置了专门制作弓箭的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宋廷定期派专人来检查弓箭的制作情况，防止偷工减料。《宋史·兵志》中也明确要求禁军将精力分为十分，二分学弓，六分学弩，剩下两分才去学枪牌。北宋偏向防御性的国策在武器训练使用上便可看出端倪。但这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制衡契丹骑兵的最有效武器，也只有弓弩（火药此时虽已产生，尚被用作燃烧性武器，未演化为成熟的火枪等）。宋人使用的最好的弓是神臂弓，弩是床子弩。在这里，还得适当解释下弓弩的联系与区别，二者原理近似，但弩比弓的优势更大：第一是使用上简便，省力且好固定箭矢；第二是精准度更高；第三是射得更远，如神臂弓最远能射372米左右，而床子弩的射距能达500米。床子弩一般会装配多支弓，以实现火力最大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北宋真宗即位不久，辽萧太后就兴兵南犯，河北地区的宋军虽然打得被动，大多表现为据城死守，弓弩却给辽军带来不小的杀伤，就连辽军高级指挥官也未能幸免。如辽大将萧挞凛在攻打宋军据守的涿州时被弓弩打伤了一次，辽驸马萧勤德也被宋军弓弩击中。萧挞凛不吸取教训，继续挥军南下，试图袭取开封，结果在途中被宋人床子弩击杀。辽统治层大受震撼，不得不收敛野心寻求和谈，“澶渊之盟”由此促成。

北宋在弓弩的使用上尝到了甜头，但他们并未继续花精力维持这一优势，而是随着宋辽和议的实现而日益松懈，表现在弓弩制作方面便是“筋胶不固”，说白了就是弓弦和弓身容易脱节。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只知道滥竽充数，负责核检武器质量的官员也应付了事。北宋仁宗时期，出现了宋军弓箭手射不穿西夏人铁甲的窘状，至于精准度这些更是无从谈起。西夏在弓箭的配备和使用上则一度赶超西北地区的宋军。史料记载，西夏正规军团练使以上每人装备弓一张、箭五百，刺史以下每人也能拥有箭三百支。在实际作战中，宋军十分忌惮西夏步弓手，称其“挽强注射，锋不可当”。

另外，由于宋军长期偏重弓弩手训练，导致宋军枪牌使用比重极低，底层士兵不敢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硬碰硬的野战，多选择退到堡垒死守。结果，熟悉地形的西夏人趁机切断了通向堡垒的水源，又截断了宋军退路，堡垒里的宋军只能缴械投降。此后王安石变法，设立军器监加强对武器制造的核验，才部分扭转了颓势。

北宋覆亡后，南宋延续了神臂弓和床子弩等武器的使用，在局部战场取得上风，如金将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在陕南富平击败了西北宋军主力后长驱直入，试图占领四川，结果在和尚原被吴玠指挥的宋军弓弩手居高临下反制，史载战场上“劲弓强弩，分番迭射……连发不绝，繁如雨注”。金军虽然攻势凶猛，也未能冲破层层箭雨。此后金军试图绕过这一要隘，又被宋军弓弩手打回，引得完颜宗弼感慨：“见宋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

南宋靠弓弩稳住了四川的战局，间接保住了半壁江山。在这之后不到百年，蒙古人又靠骑射驰骋欧亚大陆。蒙古人对弓箭的使用和匈奴人近似，都对骑射有极高的要求。不同的是，蒙古人在装备弓箭上多了些讲究。蒙古骑手一般装备两把弓，各配箭矢三十支。两把弓所用的箭矢不同，前者重量偏轻，但箭头细，用于远程射击，另一张弓所用箭矢的箭头较宽大，箭身偏短，用于距离较近时射出。蒙古骑手在进攻时会从敌方两翼包抄过去，一边迂回一边射箭，等到箭矢用尽或对方阵脚崩溃，自己再挥刀闯入。

《寒原猎骑图》（局部）。作者/（元）佚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