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苏轼作为当时“顶流”，粉丝基础庞大。听闻苏轼下狱，多方协同展开营救，连对头王安石都出面为苏轼求情。130天后，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团练副使。团练副使并无实权，不能签署公文，还要受到地方官的严密监视，对苏轼来说形同流放。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新党受到打压，苏轼也被重新启用。这下，苏轼连连擢升，先是任职登州，又被召还朝，三个月后升为中书舍人，后又升为翰林学士，距离当宰相仅一步之遥。然而，苏轼又因为反对完全推翻王安石变法得罪了旧党。这下新旧两党都不待见苏轼，苏轼只好又请求外调。

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赴杭州做官。这次，苏轼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1091年，苏轼再度被调回汴京，又因政见不和辗转颍州（今属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属河北保定）等地任职。1094年，新党再次主导政坛，苏轼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但在岭南蛮荒之地，苏轼还是以超然的心态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传世名篇。新党一看，好家伙，你过得倒滋润，那就把你贬到儋州去，看你还怎么快活。

1097年，62岁的苏轼乘着一叶孤舟来到儋州。苏轼在儋州一待就是三年，直到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复任为朝奉郎。接到诏令后，苏轼启程北归，但在半路病逝于常州，终年66岁。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为官40年，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流离半生，九死一生。屡遭挫折的苏轼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的阴暗、卑鄙和险恶。他深感人生如梦：“我生涉忧患，常恐长罪恶。”孤寂迷茫时，他也曾萌生退隐之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虽然自己性本疏野、渴望归隐，但又被儒家的士大夫精神深深牵扯，始终没有真正归隐田园。

苏轼从小接受严格的家教和正统的儒家伦理熏陶。据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苏轼10岁时，随母读《后汉书·范滂传》，产生了效法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念头，并受到母亲的鼓励。

“乌台诗案”后，曾指点江山的苏轼一度深陷绝境，谪居黄州时，苏轼时常感叹人生如梦，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何处是人生真正的立足之处。自此，苏轼开始追求生命的本真，心态也从“致君尧舜”转向了豁达超然。

苏轼初来黄州时拖家带口，俸禄十分微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幸好他在黄州的好友马正卿伸出援手，为苏轼申请了一块荒地，这块地在黄州城东。苏轼带领一家人开垦荒地，种上庄稼。这样一来，苏轼一家老小吃饭暂时得到了保障。因为这块地位于城东，且是一块坡地，所以苏轼便以这块地的方位和特点为名，自号“东坡居士”。

在黄州期间，没有政务缠身的苏轼倒多了许多游山玩水、赏月清谈的时光，山水也回报给苏轼绝妙的灵感。他写下《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

《后赤壁赋图》（局部）。作者/（北宋）乔仲常，现藏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被贬的苏轼当然也常有苦闷之感，他写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苏轼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他也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句诗说是苏轼半生的写照都不为过。

《苏轼》屏风画(局部)，16世纪，日，云谷等颜。苏轼诗文传播极广，早在宋代就已经传至高丽、日本等国 

苏轼年少得志，深受国恩，心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之心，痛苦的放逐生涯和频繁迁徙，更使得对国家怀有强烈责任感的苏轼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屡遭贬谪并没有让苏轼放弃儒家的经世济民思想，依然积极参与政事。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但依然竭尽所能办实事。苏轼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恪尽职守、全心全意，在当地百姓心中有口皆碑。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偶然得知黄州地区的百姓常因天灾人祸无法维持生计而淹杀新生婴儿，其中又以女婴为多。无权无职的苏东坡为此事义愤填膺，即刻写信给武昌太守朱寿昌，希望太守遏制此种恶习。苏东坡还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多方奔走，筹建慈善团体，取名为“救儿会”，苏东坡亲自拟定章程，救儿会资金来源为当地富人捐助，同时，他派人深入穷乡僻壤，调查贫苦孕妇，若她们愿意养育婴儿，则赠以金钱、食物、衣裳；章程还约定凡捐款、养育婴儿者，均记载于功德簿，使之垂范后世。

苏轼身体力行，将大部分工资贡献给“救儿会”，自己不惜挨冻受饿。消息传出，百姓感动之余争相解囊，到救儿会捐献善款者络绎不绝。久而久之，溺婴之风逐渐得到遏制。

在杭州时，苏轼发现西湖里的水草大面积淤积，又变身“水利工程师”，元祐五年（1090）四月，苏轼给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自己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五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各省，警告说若不再整治，二十余年后，西湖湖面将全被野草遮蔽，杭州百姓也将失去水源。

经费拨下来后，他又和数千工人、船夫一起日夜劳作，前后费时四个月，工程才告完工。西湖面貌一新，水草淤泥全部铲除，湖面豁然开朗。

随后，苏轼下令用湖草和淤泥在湖中筑起一道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建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六桥，沟通里湖和外湖。施工之日，苏轼每天到堤上巡视，与筑堤民夫同吃同住。不久，一条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的南北长堤横贯湖中。从此南北往来便利，人们再也不必绕湖而行。苏轼还命人在长堤两侧栽植芙蓉、杨柳，修建亭阁。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将此长堤称为“苏堤”。苏堤至今仍在造福杭州百姓，“苏堤春晓”依然是引人入胜的“西湖十景”之一。

在苏轼组织修筑苏堤之时，江浙一带遭遇大旱，瘟疫肆虐。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拨出两千两官银和自己的积蓄，筹备开设“安乐坊”。据林语堂考证，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

此外，苏东坡还将常平米仓的米减价出售，以此救济平民，甚至给无钱请医的病人无偿看病，给吃不起饭的穷人施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杭州当时流行的瘟疫才被控制住。后来，朝廷觉得苏东坡开办“安乐坊”的举措很有成效，也予以采纳并更名为“安济坊”，贫病、老迈、残疾可在这里得到免费治疗。

除了疏浚西湖，设立医院，苏轼还疏浚了钱塘六井，协助解决杭州居民的饮水问题；疏通了茅山和盐桥两条运河，使得杭州市交通便利，市容整洁。

后来，苏轼又设计了更大的开发运河系统的计划，可惜计划还未实行，他就被调往颍州任知州。在颍州任上，苏轼同样对当地水利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苏轼既能为百姓兴修灌溉千里农田的水利设施，也能大胆否决于民无益的水利工程。在惠州期间，苏轼接到广州知州王敏仲的求助。在苏轼的帮助下，广州拥有中国最早的“自来水”式的引水工程，广州市民最终喝上了清冽干净的水。

即使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苏轼依然带领当地百姓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他主张民族平等，为当地黎族人民发声，呼吁：“咨尔汉黎，均是一民。”他还力图改革落后习俗，采取强硬措施，对那些欺弄长辈、从事赌博的人“投之生黎，俾勿冠履”。此外，苏轼还教会当地居民挖井，劝导百姓饮用清洁的井水。

更为难得的是，苏轼凭一己之力使海南的教育事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苏轼谪居海南之前，海南没有一个人考上过举人或进士。苏东坡开课讲学后，这片荒蛮之地得以开化。在他的学生中，姜唐佐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人，符确成为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

海南省儋州市东坡书院。来源/纪录片《苏东坡》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