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汗牛充栋的“二战”史书写中，大多数观察角度都是从战时的同盟国角度出发，来谈战争的受害者。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再现方式将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遮蔽在了历史的夹缝中。
在“二战”期间，有一位叫蜜丝的白俄女爵，流亡德国时坚持撰写日记，从一位流亡贵族的视角，讲述战争期间德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所遭遇的恐惧和怀抱的希望。由于蜜丝的贵族身份，日记也揭露了一个通常为人所忽略的历史真相：希特勒和贵族之间关系紧张。“七月密谋”刺杀希特勒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很多参与刺杀者都是贵族。希特勒以此次暗杀行动为借口，铲除了当时欧洲许多地位显赫的家族。蜜丝处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文字却又无与伦比的平静和优雅。
以下内容来自《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这份私人的柏林战时见证，也是一个美丽女人怀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日复一日谋生活的记录。
少女时期的蜜丝（玛丽·瓦西里奇科夫）
壹
弗里德兰城堡1 月1 日，星期一
奥尔加· 皮克勒、塔蒂阿娜和我待在弗里德兰城堡度过一个安静的新年。我们打开装饰圣诞树的小灯，往一碗水里滴熔蜡和熔铅算命。我们期望母亲和乔吉随时可能从立陶宛搬来，他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却没有行动。午夜时分，全村钟声一齐鸣响。我们探出窗外聆听—这是新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新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1日开战时，立陶宛——当时蜜丝的父母及弟弟乔治仍住在那里——仍是个独立的共和国，不过，却在9月28日签订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此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之续约）中被秘密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红军自10月10日开始进驻几个重要城市及空军机场。从那时开始，蜜丝的家人就一直准备逃往西欧。）
柏林1月3日，星期三
我们带着11件行李，包括一台留声机，前往柏林。早晨5点出发时，天色仍一片漆黑，别墅管家开车送我们到奥珀伦。奥尔加·皮克勒借给我们足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费，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必须找到工作。塔蒂阿娜已经写信给杰克·比姆—去年春天她在美国大使馆认识的男孩。我们在考纳斯英国公使馆工作过的资历或许有用。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紧接着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之后，美国大使馆才撤出柏林。）
日本偷袭珍珠港
火车拥挤不堪，我们站在列车通廊里。幸好有两名士兵替我们抬行李，否则绝对挤不上车。抵达柏林时已迟了三个小时。塔蒂阿娜一踏进皮克勒夫妇好心借给我们暂住的公寓，就开始打电话给朋友，这让我们俩都觉得安心一点。位于利岑贝格街与库达姆大街交叉口的这栋公寓极大，但奥尔加要求我们别请外人来打扫，因为屋内有许多贵重物品，所以我们只用一间卧室、一间浴室和厨房，其他部分都用床单罩起来。
1月4 日，星期四
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涂黑窗户上，因为从去年9月开战，这栋房子就没人住过。
1月6 日，星期六
穿好衣服后，我们大胆钻进屋外的黑夜中，很幸运在库达姆大街上拦到计程车，愿意载我们去蒂尔加滕区外围的智利大使馆参加舞会。主人莫尔拉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曾派驻马德里担任大使，尽管智利政府亲共和派，大使馆却收容了3000多名会遭到枪决的人，有些人藏在使馆里长达三年，睡在地板上、楼梯上，挤得到处都是。莫尔拉不理会来自共和政府的压力，没有交出一个人。
同一时期，斯图亚特王族的后裔，阿尔巴公爵的兄弟向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却遭到礼貌的拒绝，随后被捕处决。相较之下，莫尔拉的表现更令人钦佩。
舞会成功极了，仿佛战前一般。刚开始我还担心认识的人不多，很快却发现很多人去年冬天就见过面（蜜丝曾在1938—1939 年冬天来柏林探望塔蒂阿娜）。
初次见面的包括维尔切克姐妹，两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装扮入时。她们的父亲是德国派驻巴黎的最后一任大使；哥哥汉西和他可爱的新娘西吉·冯·拉费特也在场。还有很多朋友，像是罗尼·克拉里——非常英俊，刚从鲁汶大学毕业，一口地道的英语。
这对我来说是一大解脱，因为我的德文还不太溜。在场的年轻男士多半来自柏林市郊的克拉普尼兹军官学校。稍晚，智利红歌星罗西塔·塞拉诺献唱，对着年仅19岁的小埃迪·弗雷德猛叫“俊美的朋友”，让他好不受用！我们好久没跳舞了，一直玩到凌晨5点才回家，一票人全挤进一位名叫卡蒂埃的比利时外交官的车里，他是维尔切克家族的朋友。
1月7日，星期日
我们仍在费力找工作，并决定不求助朋友而直接找在商业界的熟人。
二战中
1月8日，星期一
下午去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面谈。他颇友善，而且立刻让我们考试，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很紧张。他唤人推出两台打字机，还送来速记本，然后用极重的口音、极快的速度口述了一长串，我们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最糟糕的是，我们俩最后交出来的信，内容居然不一致！他表示一有空缺就会打电话给我们，但我们不能等太久，这段时间内若找得到别的工作，非接不可。很不幸，大部分国际贸易都已停摆，柏林没有一家公司需要会说法语或英语的秘书。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的23岁生日。汉西·维尔切克的未婚妻，西吉·拉费特来家里喝茶；她真是个窈窕淑女，很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德国美女”。晚上赖因哈德·施皮兹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去一家名叫“西罗”的夜总会喝香槟、听现场演奏，现在公共场所已禁止跳舞。
1月13 日，星期六
母亲和乔吉在天蒙蒙亮时抵达。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乔吉了，他还是老样子，非常迷人，对母亲很体贴。母亲看起来疲惫不堪，身体很差。立陶宛逐渐苏维埃化，他们经历了些很可怕的事，早就该离开了。父亲决定暂时留下，因为他在等着做一笔很大的生意。
1月14 日，星期日
我们把母亲和乔吉安置在皮克勒家的公寓里，省下住旅馆的钱——他俩身上加起来只有40元！我们又尚未找到工作，财务状况凄惨。他们想留在这里，无疑大错特错：这里天气寒冷，食物不够，政治状况又极不稳定。
我们试着劝他们去罗马，母亲在那儿有很多朋友，城里又有大群白俄移民；她若待在这里一定会很寂寞，因为除了随战争范围如油渍般扩大，数目不断锐减的各大使馆驻派人员之外，柏林毫无家庭生活情趣可言。现在城内全是年轻单身汉，年龄都和我们差不多，不是军人，便是上班族，每天晚上泡夜总会。
伊连娜已在罗马安定下来，就算只考虑气候这一项因素，生活也会舒服很多，况且一等到我们找到工作，便可定期寄钱过去。
贰
柏林7 月19 日，星期三
今天离开克鲁曼修柏——我想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已收拾一切，但尽量少带行李，其余物品都将寄放在玛丹娜·布卢姆处，待确知未来去向后再通知她。
11点抵达柏林。因为最近空袭频仍，车站一片混乱。巧遇前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奥古斯特——威廉老王子，他好心帮我提皮箱。我们好不容易搭上一班巴士，整座柏林城烟尘弥漫，到处堆积破砖碎瓦。终于在格斯多夫家下车。
夏天来了之后，他们都在楼上的起居室用餐，不过家里仍然没有窗户。客人还是固定的那群老朋友，加上亚当·特罗特。
二战中的柏林
稍后和亚当长谈。他看起来苍白而紧张，不过见到我似乎很高兴。罗玛莉·舍恩贝格回城令他惊骇，她不断想拉拢她认为可能会支持我所谓“密谋”的人士，那些人很多其实已经涉及很深，都想尽办法避免遭到怀疑。她不知用什么方法，也发现了亚当参与其事，现在不停骚扰他及他的随从，他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她“洛善”（Lottchen，为刺杀法国大革命时代政治家马拉之夏绿蒂·科黛的别名）。她的确对很多人的安全造成威胁。亚当还告诉我，她甚至埋怨我不愿积极参与筹备工作。
其实我和他们之间存在一项最基本的歧见：因为我不是德国人，所以我只在乎一件事——除掉那个魔鬼！我从来不特别在乎以后的事。他们因为爱国，都希望能够同时设立某种过渡性政府，拯救德国免于灭国。
我却不相信盟军会接纳这样的过渡政府，因为他们根本拒绝分辨“好”德国人和“坏”德国人。当然，这是盟军犯的大错，或许我们都得为这个错误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见面。等他离开后，玛莉亚·格斯多夫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好苍白、好疲倦；有时候我觉得他不会活太久。”
（大战拖延不决，所吞噬的欧洲国家愈来愈多，死伤人数、物资破坏及百姓疾苦愈演愈烈，同时有关德国人虐行暴政的报道亦不断增加，同盟国愈来愈难分辨希特勒及其走狗与所谓的“好德国人”，也愈来愈难同意让肃清纳粹分子后的德国重新加入文明国家的阵营。
再加上除了得自少数个体的保证及承诺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显示，希特勒并不代表整个德国。诚如艾登爵士1940年5月所说：“希特勒并非一独立现象，而是一个显示大部分德国国情的病征。”丘吉尔接着在1941 年1 月20 日指示英国外交部，忽视所有来自德国国内的和平试探性接触：“我们对于这类询问及提议，一律应以沉默回应……”
亚当·特罗特及他参与反纳粹活动的朋友们所面对及努力想克服的，便是这样一堵不信任与充满敌意的墙。1943年1月，罗斯福总统更在卡萨布兰卡做了最后的答复：“无条件投降！”坚决反纳粹的人士面对如此的绝境，别无选择，只能铤而走险。）
阿加·菲尔斯滕贝格来和我们吃晚餐。她已搬进男演员维利·弗里奇在格林瓦尔德的一栋可爱小屋里。弗里奇在一次空袭中精神崩溃，仓促离开。据说他躺在床上啜泣了一整天，被他返回柏林的太太发现，带着他离开德国。现在阿加和担任外交官多年、迷人的乔吉·帕彭海姆合住；后者刚从马德里被调回来，可能是因为他姓氏的关系（帕彭海姆是德国最老的姓氏之一）。他的钢琴弹得极好。
我获准请四周病假，不过可能必须分两次休，而且得先训练一位助理，好在我休假期间代理我的工作。
希特勒
7 月20 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正坐在办公室楼梯上聊天，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突然冲进来，双颊绯红，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兴奋。他先将罗玛莉拉到一旁，然后问我有何计划。我说上级并不确定，但我希望能尽早离开外交部。他要我别担心，说几天后就会尘埃落定，每个人未来的情势都将明朗化。然后，他要我跟罗玛莉尽快一起去波茨坦，说完便跳上车开走了。
我走回办公室，拨电话给瑞士公使馆的珀西·弗雷，取消我跟他的晚餐约会，因为我宁愿去波茨坦。等待电话接通之际，我转向站在窗边的罗玛莉，问她戈特弗里德为什么那么激动，是不是和“密谋”有关系？（当时我还拿着听筒！）她悄声说：“没错！就是！已经完成了！今天早上！”
珀西就在那个时候拿起电话，还拿着听筒的我又问：“死了？”她回答说：“对，死了！”我挂上电话，捉住她的肩膀，两人绕着房间跳起华尔兹来，然后我抓起几份文件，把它们塞进第一个抽屉里，对着门房大叫道：“我们要出去办公事！”便奔去动物园车站。去波莰坦途中，她附耳告诉我细节，虽然车厢里挤满了人，我们却无意克制兴奋及喜悦的情绪。
希特勒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最高司令部召开会议，一位担任高级参谋的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在他脚边放了一枚炸弹。施陶芬贝格等在外面，直到炸弹爆炸，看见希特勒浑身是血躺在担架上被抬出来后，才跑回他藏在附近的车子上，和他的高级副官维尔纳·冯·海夫腾一起开往当地机场，飞回柏林。当时一片混乱，并没有人注意到他已逃脱。
一抵达柏林，他径自前往班德勒街上的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部已同时被密谋者接管，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海尔多夫及其他许多人都在那儿集合（指挥部就在沃伊什街的运河对岸）。
今天晚上6点收音机将对全国广播希特勒已死，新政府已形成。新的帝国总理将由前莱比锡市长格德勒担任；他的背景为社会党员，同时是公认的杰出经济学家。我们的舒伦堡伯爵或冯·哈塞尔大使则将出任外交部长。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用最杰出的人才组成过渡性的临时政府，可能是一项错误。
《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俄]玛丽·瓦西里奇科夫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