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写于十年前，一直放在电脑里未曾示人。那时坊间流行一个说法：关于王小波的悲情，是文坛之外不明就里的人们虚构出来的，他的作品发表不顺，也不是什么“文学体制”造成，只是凑巧而已。于是有此文。大概写时只求一吐块垒，写完又觉得无甚必要，就收起来了吧。而今重翻时，“王小波”三个字竟有古董之感，反倒觉得不妨给读者看看了。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题记
王小波
多数人知道小说家王小波，是在他逝后。在他生前即知悉和喜欢此君的人，多是因为他的杂文和随笔，它们发表在当时的《读书》、《东方》、《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之类的报刊上。有那么些嗅觉刁钻的家伙，只要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就像猎狗似的搜寻这个名字，逢人便问他的轶事，万一搜到他的文字—譬如鄙人，常常是在图书馆—就会满脸傻笑举起杂志箭步蹿到椅子前，先是光速看完，然后蚁速重读，边读边从喉咙里发出憋不住的“咯咯”之声，全然不顾周遭人等“你有病吧”的鄙弃眼神。倘若遇到同好，那脸上的微笑可就高雅多了：诡秘、暧昧、莫逆，悄声唧咕一番，互告此君新作行踪，微微点头，再向图书馆或报刊亭迤迤而去。
其实谈王小波用不着跟地下党似的—他又不是被禁作家。当年贾平凹的《废都》被禁时，同宿舍议论吵嚷的声音还不照样快把屋顶掀翻了？诡秘完全是出于下意识，隐含着某种对开心宝藏悄悄品咂的欲望。似乎它是一件天外飞来之物，如果大肆声张，它就倏地飞走了。我们可不想这么快让它飞走。哎呀，从没有哪个中国作家让我们这么开怀大笑过，笑完，静下来，感到有种力量悄悄潜入了内心。曾经觉得王朔挺逗的，可是和王小波比起来，他顶多就是一撒娇不停、肩膀柔嫩、需要呵护的小玩闹。王小波不同。这位仁兄肩膀宽，有担待，虽是满脸坏笑，却是内心温醇，天地动摇不改英雄本色。我们猜，大概是因为他害怕过于受人尊敬，才那么不正经的。
待后来我到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终于找到采访机会与他相识，才明白了何谓“文如其人”。初见的场景已多次对人讲过，在此不赘。采访结束时，我央他送我一本《黄金时代》。他在书柜底层掏啊掏，掏出一本来。我说“您签个名”，他签名： “李静小姐惠存王小波”。回来才注意到连个落款时间都没有，可见他很少做这事。
彼时我正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看惯了“正宗纯文学”的中国当代小说，刚读他的，真是不习惯。瞧《黄金时代》的开头：“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有一天……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她要讨论的事是这样的：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没有偷过汉。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直白、粗鲁，却又饶舌，学者范儿，貌似“文革”期间小流氓泡妞的故事，却不能一目十行一泻千里地看完。相反，它既硬实又跳跃，既好笑又悲伤，既费脑子又费心，一会儿都疏忽不得。我习惯了中国当代小说是一股气体，至少是液体，读起来顺顺溜溜毫不费劲，到得结尾处，发一声“人生不过如此”的轻轻叹息，作罢。同样是现代汉语，怎么此人的小说却忽然有了瘦骨嶙峋的梁架呢？从梁架踩上去，看到的风景不是三姑六婆张长李短，而是一个我以为纯文学“不该关心”的范畴—政治、社会、文化荒诞可笑而又害人不浅的疾病。但他分明没说它们。他只是写了几个阴阳怪气的人物。但我分明看到了这一切。他关心的主题过时了吧？或者说，在未来更加完善的社会里，这些主题必定会过时吧？我暗想。纯文学要想避免过时的不幸，就该写普遍的人性啊。我琢磨。普遍的人性是什么呢？三姑六婆张长李短啊，那才是民间社会永恒的主题哦。我的“中国当代纯文学”常识告诉我。
但是，读完这本小说集，关于小说的好坏，我已有了另外的看法。非常奇怪，外国小说没给过我这么强的刺激。是他的小说让我明白了：一个从精神到技巧都已成熟且个性独异的作家，在处理中国题材时可以做得多么有趣、多么刻骨。因此，当我研究生毕业，走进供职的文学杂志社，那神秘昏黑的半地下室时，是自以为怀揣珍宝而来的—看吧，我会给你们带来从未见过的牛×作者，牛×小说，你们会因为他的到来，对这个新来的小编辑刮目相看的！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把编辑工作当事业的时期。那家杂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新派文学重镇，由于历史原因，一九九〇年后急转直下，更像是延续“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据点。一九九六年我去时，执行主编刚刚上任，也正是她拍板留下我这个毕业生的。她试图让这本杂志从刻板形象里走出来，鼓励每个编辑去挖最好的作者、最好的作品，不设限制。我于是像打了鸡血似的先给王小波写了封信：“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之后给他打了个电话：您手头有无存货？他不紧不慢地答曰：有一堆压箱底的， 你有时间过来拿吧。一九九六年还没有普遍的互联网，写信靠寄，编辑取稿要去作者家——假如着急的话。
一九九六年八月，我开始工作后对他的第一次拜访，地点是在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一楼的一间宿舍。这是他母亲的房子。那时他和妻子李银河住在西三环外岭南路的一套单元房里，他为了照顾母亲，在西单和岭南路之间两边跑。我走进筒子楼的走廊时，他正在房门口的煤气灶前烧水，头发乱蓬蓬的，抬头看到我，嘴巴一张，一咧：“请进。”
屋子很暗，计有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柜，一台针式打印机。他请我坐下，略略闲聊了几句。他刚看完港台版的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内地1997 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第一版），对其中的“轻逸”和“繁复”之说深有体会，至于小说“迅速”、“确切”和“易见”的特质，他也心有戚戚：“卡尔维诺的意思是：这五种品质应该同时存在于一部小说中，而不是单独分散在不同的小说里。”我问他觉得自己的小说达标程度怎么样？他说，写了几部长篇，有的实验性太强，好像有点“繁复”过头了，试过几家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有一编辑说我在小说里搞影射，还猜出了在影射谁，我有那么无聊吗？”他无奈地苦笑。我说能把“思想有问题”的小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他给逗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哈，光这篇幅你们那就够呛。”我说先看看吧，万一头儿也喜欢，开个特例也说不定。
房间里响起针式打印机的“吱吱”声， 灰黑色的字一行行从针孔下流出，打印纸连绵不绝地翻转，长得像折叠的哈达。声音停止时，他把那厚厚的一摞从纸页折叠处轻轻撕下，交到我手里。低头一瞧，扉页上写着：“红拂夜奔”。
我拿回家就看，边看边怪笑不止，急得我先生在一旁百爪挠心，坐立不安。他是我文学趣味的同谋，只要他在某处发现了王二的文章，必给我通风报信，或是念给我听。这回是我看完一章，就给他一章，他那边也传染病似的笑将起来。话说李卫公发明了开平方根机，却没人买他的专利，最后只好卖给皇帝老儿用来打仗杀人。战场上，该机器摇出来的全是无理数，谁都不知道怎么躲。兵士们有的死在根号2 下，有的死在根号3 下，无不脑浆迸裂……整部小说天马行空，怪谈密布，一会儿笑得我岔气，一会儿又抑郁得窒息，真不知那些怪诞的场景是怎么被他想出来的。看完，我兴奋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红拂夜奔》必须发出来！必须！要是这样的作品都不能发表，那要杂志社出版社干吗？就为了发那些偷情过日子钩心斗角的无聊故事吗？不可以，不可以！我那二十五岁的头脑充满想当然的真理，并且想不出它们有何理由不变成现实。
上班后，先给我更加热爱的作家打了个电话，赤裸裸地表达了对《红拂夜奔》的膜拜之情，电话那边是一阵害羞而开怀的沉默；然后我写了张热情澎湃的稿签，把小说提交上去，静等领导回音。过了月余，执行主编叫我去她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稿子放在我面前，上边别着稿签。我心凉了半截。“《红拂夜奔》非常精彩。”她说。我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太长了。咱们是月刊，没法发长篇，你能不能请作者压缩一下？”“压缩到多长？”“三万多字吧。” 十八万字的原著，压缩到三万字……也就是个梗概。但总比不发好。终审说能发三万多字，那起码这三万多字的发表是有保障的。“好的，我跟作者商量一下。”
我给他打了个吞吞吐吐的电话：您的《红拂夜奔》，那什么，别的杂志可能会用吗？他慢悠悠道：这稿周游各大杂志一两年了，怎么会忽然就能用了呢，你那也没戏了吧？我：也不是全没戏，有……六分之一戏吧。他：怎讲？我：头儿说，我们这儿只能发它六分之一那么长啊。他：三万字？我：嗯，三万多字，您，您能压缩到这么长吗？我等着他发出冷嘲，但是没有。他顿了片刻，声音低沉得像是发自腹腔：“我试试吧。”
两周后，我从他那里拿到了压缩版。拿掉了王二那条现实线，反复回旋的交响乐一样的结构不见了，成了一个李靖红拂的精悍故事，依然很逗，寓意犹在。我赶紧提交上去，等待刊发的好消息。而他的原稿被我贪污，传给一个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朋友。他读完，声称“三月不知肉味”，又给同宿舍的哥们传看，一时间在那个小范围内，“无人不谈王小波”。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他，看得出他很开心。这就是他逝世后图书宣传语上“他的作品以手稿的形式在高校里流传”的由来。
又过了两周，主编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又一摞稿子放在我面前，是那个压缩版。我的心揪了起来。她面带无奈的愠色，说刚开完会回来，挨了严厉的批—因为××的小说里讲了个关于牙签和避孕套的黄色笑话，便斥本刊为格调低下，警告以后发表的小说里不许再有“黄色”内容，更不许有“挑衅性”的思想倾向。“不许，是怎么个不许呢？”我暗忖。一九九九年五月，我知道了什么叫“不许”，也知道了执行主编若不妥协，更将无所作为，这本杂志也将重回一九九〇年的模样。但这是后话了。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的那个下午，我只期待主编的冒险。但她说道：“这个《红拂夜奔》，没有性是不能成立的，没有挑衅性的思想，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她求助似的望着我，我望着半地下室的窗外。地面上行人的小腿匆匆摆动，随地吐痰之声此起彼伏。我感到胸闷。
“假如发了，会怎样呢？”我绝望地不知趣起来。
“发了，就是‘顶风作案’呗。以后的限制会更多，直到变回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杂志为止。”她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她不是领导，而是我的同命鸟。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永远带着女孩神情的美丽女人，一直与我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她让我明白何谓“韧”，何谓“妥协”，何谓不能“妥协”的“底线”。如果你不让我发表自己主张和喜欢的东西，那么我也不发表我毕生反对的东西—这就是底线。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两个在底线边缘挣扎的文学编辑，默默地合伙宣判《红拂夜奔》压缩版在本刊物的死刑。
“那么，作者是白费力气了。”这个念头让我虚脱。我该怎么面对我心爱的作家？ 在我的蛊惑下，他花了两周时间肢解自己的心血之作。他在肢解的时候一定狠狠诅咒过自己—如此迁就，无非为了发表。发表是为了什么呢？在他逝后，我读到他的一段话：“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听从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的指手画脚，在本该创作的时日，删削自己天才的作品—为了它能被读到，为了天涯海角的心有灵犀者能与他相视莫逆，如见另一个自己。那时他压在箱底的作品太多了：《红拂夜奔》、《万寿寺》、《似水柔情》、《东宫•西宫》……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尽，每一部都发不出来。
我又去了他家，说是取稿。在等待《红拂夜奔》回音的日子里，我跟他约了个短篇，参加本杂志的“短篇小说公开赛”。约稿时我像个老油子似的提醒他：“求您，这回写篇老实点的、俺们能发的吧！”到了他家，他把《夜里两点钟》打印出来给我看。看完，我不留神叹了口气。唉，一个作家在自由状态和“警告状态”下的写作，竟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可能怪谁呢？是我要他写“老实的”“能发的”作品呀。而他是为了帮我的忙，才答应下来的。
“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敏感的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最近杂文也得收着写，这不能说那不能提的，有几个朋友看了几篇，都说不如以前有意思了。以后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了。本来你是个挺有滋有味的人，却让朋友觉得你这人没滋没味的，那干嘛呀。”啊，时隔六七年，我还能记得他这些话。“有滋有味”这四个字一直嵌在我的脑子里。
“不管怎样，这篇是铁定能发的，”我说，“不过，《红拂夜奔》……”
“还是发不了。”
“嗯。”我低下头去，“杂志刚挨了批， 因为牙签和避孕套什么的……”我大体说了几句。
他咧嘴笑了起来，是感到了极大的荒诞的那种笑。
“真是很抱歉，让您浪费那么多时间……”
“没什么的。”他说。神情淡然。
此后，他陆续给我看他发不出来的作品。抱着微茫的希望，我隔段时间就向编辑部提交一部，计有：中篇小说《似水柔情》，舞台剧本《东宫•西宫》、长篇小说《万寿寺》的部分章节。除了《万寿寺》的第七章被同意留用，其余都被退了回来。同性恋题材是不能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万寿寺》的文体实验太极端了。嗯，不过第七章挺有诗意，作为对作者的鼓励，留下吧。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王小波离开了这个世界。《万寿寺》第七章作为本刊“王小波纪念小辑”的一部分，得以发表。“时代三部曲”在五月十三日他的四十五岁生日那天，举行了首发式。我把书拿回家，先读《白银时代》。这是一个作家在“写作公司”里的故事：“将近中午时，我去见我的头头，呈上那些被我枪毙过的手稿。打印纸上那些红色的笔迹证明我没有辜负公司给我的薪水—这可是个很大的尸堆！那些笔道就如红色的细流在尸堆上流着。我手下的那些男职员们反剪着双手俯卧在地下，扭着脖子，就如宰好的鸡；女职员倒在他们身上。我室最美丽的花朵仰卧在别人身上，小脸上甚是安详—她虽然身轻如燕，但上身的曲线像她的叙事才能一样出色……她们在我的火力下很性感地倒地，可惜你看不到。我枪毙他们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这真是个熟悉的场景，他的作品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笔下中枪倒地。是的，连理由都一样：“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你知道，他习惯了说反话。
二〇〇三年一月
（本文作者李静，文载2014年5月号《书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