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碎影》：长安气象与秦汉人的少年心(3)
李大钊在《“今”与“古”》（一）一文中介绍了“倍根”的说法，“他说我们称为古代而那样常与以崇敬者，乃为世界的少年时期”。又引“圣骚林”说：“古代的世界，是个只有少许的花的春”。
理解秦汉时期乃中国历史“少年时代”和春天季节的意义，可以参考如下史论。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写道，“（汉代）足以生国民宏大优美之思想”，“比而论之，其学术文艺，犹有千门万户之观。”“自汉以降，则为我国文化中衰之时期。”“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远矣”。翦伯赞《秦汉史》重视战国以来“中原诸种族鼓其青春健壮的历史活力，企图扩展他们的天地”，而“四周诸种族向中原压迫”的情形，以为历史的合力，“造成了当时中国史的紧张性，并从而触发了中国史的全面运动。”他把当时“中原”与“四周”的文化交汇比喻为“卵黄”和“卵白”，以为汉文化正如这种“血肉相连的”“有机构造”，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当秦之时，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一种适当的温度，来孵化这个鸡卵。所以到西汉之初，鸡雏遂破壳而出，是为汉族。”
“方春”季节、万物“发荣滋长”、“适当的温度”，使得秦汉新的文明“破壳而出”。秦汉的进步，借用李大钊《史学要论》中的话，正是“活的历史”，“有他的永续的生命。”
秦汉人的“童心”
对于历史的观察和文化的理解，贵有“童心”。发现历史人物的“童心”，也很重要。
《左传》有“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之说。《史记》沿承了这一记载。《鲁周公世家》：“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也是较早使用“童心”这一语汇的文献。不过，《左传》以批评的语气言“童心”。《史记》却没有表现否定性倾向。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就司马迁与汉武帝进行比较，注意到这两位历史名人的共同之处：“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所谓“幼稚”“天真”“好奇”“好幻想”，可以理解为“童心”的表现。也许汉武帝和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有一种社会共同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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