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做京漂 住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公共租赁房(3)

另外，店宅务公屋的租户是否可以自行改建房屋、租户添修的那部分建筑物产权归谁，这些细节性的问题宋政府亦有立法加以规范。如景德二年（1005）的一道法令称，“店宅务舍屋欹垫人户欲备材添修者，须约退赁时润官不折动，即委监官相度，如不亏官，亦听”。大中祥符三年的一道法令说，“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店宅务无得旋添僦钱；如徙居者，并听拆随”。

啥意思？意思是说，租住公屋者如果自己添修房屋，店宅务不能借故增加房租；退赁之时，如果租户添修之物无碍于房屋主结构，允许租户拆走；如果拆动后影响房屋质量，则该添修物不准拆走，而归属于官。如此规定，也算公道。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宋王朝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城市公共租赁房制度。

为什么宋王朝会这么积极地发展城市公共租赁房制度？从宋政府的立场考虑，我想目的有三：

（1）公屋租金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北宋前期，京师左右厢店宅务每年可以收房租10余万贯，对财政不无小补。南宋时，来自各州楼店务的公屋租金收入应该不是一笔小数目，因为户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房地科”，“掌诸州楼店务房廊课利”，单临安府楼店务的收入，一年便有“三十余万缗”。

（2）可以将一部分公屋租金设为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当地某项公益事业，比如各州县官学都有大量物业出租，以租金弥补办学经费。大观年间，诸路州县官学，“学舍以楹计之，凡九万五千二百九十八”，“房廊以楹计之，凡一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四”，用于出租的公屋比校舍还要多。

又如绍圣年间，苏轼帮广州太守王敏仲设计了广州城的“自来水”系统，输水管是用粗竹筒连接而成，需要经常维护、抽换，因此，苏轼建议在广州城中建一批公屋放租，作为日常养护“自来水”工程的基金：“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

（3）最重要的是，公共租赁房可以为城市中低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宋政府设置店宅务，经营公租房，尽管也有图利的考虑，但向城市中下层市民提供基本住房，使居者有其屋，应该也是宋政府推行店宅务制度的初衷，否则，店宅务不可能将租金维持在低水平线上，宋政府也不可能禁止店宅务动辄增加房租。

余话

历史上，官府将一部分官舍投放于租赁市场，不算太罕见，但若说建成了周密的公共租赁房制度，则似乎是宋朝才有的事情。

《唐会要》载，唐文宗太和年间，有官员奏报皇帝：“伏见诸司所有官宅，多是杂赁，尤要整齐。”可知唐朝中后期，已有一些政府部门出于营利的目的，私自将空闲的官舍租给了商民。但这里的“杂赁”，并未经过朝廷的许可，显然也不可能形成制度。

明朝初叶，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为招揽住户，也曾兴建了一批廉租房。据成书于万历年间的沈榜《宛署杂记》，“洪武初，北平兵火之后，人民甫定。至永乐，改建都城，犹称行在，商贾未集，市廛尚疏。奉旨，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除大兴县外，本县地方共盖廊房八百一间半，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间半，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云。房视冲僻分三等，内大房四百四十三间，每间每季纳钞四十五贯，钱九十文；中房二十九间，每间每季纳钞三十一贯，钱六十二文；小房三百二十九间半，每间每季纳钞三十贯，钱六十文”。

朱棣建造的这批“廊房”，总数未知有多少间，建于京师宛平县的公屋则有800余间，按所处地段繁华与否分为三等。其中大房每间每个季度纳租金49贯宝钞、90文钱；中房纳31贯宝钞、62文钱；小房纳30贯宝钞、60文钱。永乐年间，大明宝钞已严重贬值，一贯钞只值10多文钱。因此，这批“廊房”的租金还是比较低廉的，否则也吸引不了商民。

然而，朱棣虽然建造了一批公租房，却未能建成公租房制度，明政府对“廊房”的日常管理非常粗疏，既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亦不见出台相关规章，连每季收租，也是“选之廊房内住民之有力者一人”，指定为“廊头”，负责某一片区的房租。“行之岁久，内外势隔，交纳为难”，凡被指定为“廊头”的，往往因为收不到房租而须自掏腰包倒赔租金，“率至破家”。如此粗放之管理，令人目瞪口呆，跟宋代的店宅务不可同日而语。

清代的内务府也辖有一大批公屋，叫“官房”。比如乾隆六年（1741），内务府名下的官房有1471间；乾隆十一年（1746）是5715间；乾隆四十六年（1781），增加到11220间。这批官房，除用作衙署、仓库、兵丁值房、官营商铺，或供皇帝赐宅，也投放入租赁市场。内务府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官房租库”来负责官房的出租与收租。

看起来，清代似乎也有了公共租赁房制度。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两个细节，便会明白“官房租库”经营的官房，还谈不上是公共租赁房。首先，内务府的官房当中，铺面房占了很大比例，比如乾隆十一年，铺面房约占官房总数的65%。其次，官房中的住宅，一般只租给住京的官员，平民少能问津。由于租住官房之人多为编制内的官员，所以房租往往由户部按季度从其俸禄中扣除。如此说来，清代内务府经营的官房，显然不具备公共租赁房的属性。

而宋代店宅务的租户，除了小部分具有官员身份，更多的是市井细民。而且，店宅务公屋的租金一般低于市场价，具有廉租房性质，无数从农村、从外地涌入城市讨生活的细民，尽管无力在城市购买房屋，但通过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他们能够获得一个栖身之所，从而得以在城市立足。

唐朝的诗人杜甫在诗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表达了一个梦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的公共租赁房制度至少局部地实现了杜甫的梦想。宋朝之后的王朝，国家公共职能退缩，政府不再大规模、制度化地向市民提供公共租赁房，殊为可惜。

本文节选自

《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作者:吴钩

原标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公共租赁房

图片|《清平乐》《大宋提刑官》《大明王朝1566》豆瓣剧照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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