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女子被排斥于学校之外。而在近代妇女史上，对女性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新式女子教育。那么，晚清时期北京的女子教育是什么样的状况？作为当权者的慈禧太后又起到了什么作用？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中的《“贵胄女学堂”与晚清北京女子教育》一文，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黄湘金

摘编|何也

《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夏晓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1 戊戌之后的女学氛围

在近代妇女史上，对女性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新式女子教育。今天学者一般将1898年创建的“中国女学会书塾”（又称“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学”）视为国人自办的社会化女子教育的起点。作为维新运动的产物，“中国女学会书塾”亦因政治斗争而终：1900年，经元善通电反对“己亥立储”，遭清廷通缉，逃亡海外，女学堂主事无人，只得关闭。此后新式女学的命运，成为晚清士人关注女性问题时的重点。

可以确定的是，新式女子教育并没有随昙花一现的“中国女学会书塾”而终止。经元善在1902年的演说中便引用佛偈，对此前提倡、主持女学的同道予以“播种者”的身份追认，认为当年是“下第一粒粟之萌芽”，对后来者的跟进，他非常乐观。而此年《大公报》对女学堂在南方四处开花的描绘，更让人兴奋：“南方通商口岸，自上海开通女学后，经莲珊太守首倡捐建女学堂之议，自是而苏而浙、而无锡、而武昌相继踵起，又膨月张而至于湘粤。女子无不发愤自强，日以讲学为事。”现今碍于所见，文中提到的各女学堂之情状已难考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