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贵胄女学堂”，指由皇公贵族开办，对女性亲属、族裔或秀女、婢女实施教育的学校。宫廷或皇室内的女子教育古已有之，如班昭就曾入宫担任过后妃的教师，又如宋若昭被唐穆宗封为“尚宫”，“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

但皇室创办较大规模的学校推行女子教育，在晚清之前未见记载。进入20世纪后，在“兴女学”潮流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创办的毓正女学堂与肃亲王善耆创办的和育女学堂。毓正女学堂于1903年12月开办，1909年停办。由于地处僻远，其影响基本仅限于蒙古地区。而据服部宇之吉主编的《北京志》，和育女学堂于1905年开办。奇怪的是，京城内外的报刊似乎都忽视了该校的存在，就我所见，对此竟无任何记载。彼时被多家报刊跟踪报导的皇族女学，唯有1905年起倡建的“贵胄女学堂”。而此前倡议的“毓坤会”，则可看作是“贵胄女学堂”兴起的先声。

1904年10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宫廷将设毓坤总学会的消息：

皇太后命裕朗西之女公子在三海中择一处开设毓坤文会，并准在外设立分会一节，已见他报。兹据内侍传说，该文会设在中海，名为“毓坤总学会”，每日讲习浅近文法及各国语言文字。凡王公大臣之福晋、夫人及五品以上之命妇、女子均准入总学会听讲。其分会则官绅商民之妇女，凡身家清白，不论已学未学，均可入会听讲云云。果尔，则女学之兴盛当不远也。

1904年初颁行的“癸卯学制”中，唯《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稍带提及女子教育，但态度十分保守，认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其意“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