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晚清女子教育的实践来看，地方开明士绅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因而此文对兴女学路径的想象显得不合实际。不过，作者将推广女学的起点定位于慈禧太后，也并非全无因由。就现在能看到的材料而言，慈禧对女报、女学等时新潮流，是以一个开明者的形象出现的。如《大公报》称由于京官转呈，慈禧在宫中能够读到在上海出版的陈撷芬主编的《女报》（1903年更名为《女学报》）。再加上其自身的性别因素，很容易被设想成为新式女子教育的赞助者、推动者。而《女学报》透露出来的消息，确实可以坐实这种猜想：

太后为轸念中国女学之不振，乃将平日所览之《女报》，谕令大公主等各阅一分，并有设立女学堂意，命大公主主其事。俟新建之大学堂工竣，即以现在马神庙公主府之大学堂作为女学堂。八旗中有志入学者，准来堂肄习。此事原因，实由去年日本内田公使夫人力陈东洋女学之兴，故有感慈意云。

报导中的公使夫人即日本驻华大使内田康哉妻子内田政子，与慈禧关系亲密。1902年8月17日日本《报知新闻》曾称：“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谁乎？内田夫人也。”大约1902年慈禧在接见内田政子时，对方谈及日本女学之盛，引起了慈禧对于国内女学蔽锢的感触，因而有意在京城兴建女学堂，收录八旗女子入学，追步日本女学。而在同年，慈禧亦同意了湖北巡抚端方的开女学堂之请，“有饬令鄂省试办之说”。这当是次年开办的湖北幼稚园附设女学堂的最早缘起。

至1903年，京城里已经有了朝廷即将兴办女学堂的传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曾经回忆，当年内务府大臣诚璋出面请服部宇之吉起草兴女学计划。此举很可能是出于慈禧的旨意。因为涉及到从日本聘请女教师的问题，这一计划并未马上实施。而在近代女子教育史上，于京师大学堂校址上创建女学堂的设想并无下文，此处很可能是慈禧心血来潮的冲动。不过，步武日本女学的意趣和视恭亲王奕䜣长女荣寿公主（即报导中的“大公主”）为女学主事人的安排，已然为后来的“贵胄女学堂”之提议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