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反复强调文章应当“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应当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以“有补于国”。苏轼的这种文学价值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批评观之中。在《答乔舍人启》中，苏轼这样讲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故议论慨慷，则东汉多徇义之夫；学术夸浮，则西晋无可用之士。”苏轼这里所言之“文章”包括散文与诗歌。在这里，苏轼继承了杨雄、王充及苏洵的有关思想，以“华采”即形式因素为“末”节，以“体用”即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功能为首要。此与苏洵论文不为“惊世绝俗之谈”，专主文“施之于今”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以体用为本”是为了实现文章“有补于国”的价值目的，而为了做到“有补于国”，就必须秉持“有为而作”的写作态度，“言必中当世之过”，以充分发扬文章的社会批判功能。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序》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文章观：“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凫绎先生即当时国子监直讲颜太初，为颜渊四十七世孙。苏轼认为文学必须充分发挥对社会现实的药石作用，此之为“有为而作”，并且明确批判那种“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的“贵华而贱实”倾向。要真正做到“有为而作”，就必须树立正确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敢于申发己见，抒发真情，而不是阿言媚性、炫才自售。苏轼曾言：“去岁在都下，见一医工，颇艺而穷，慨然谓仆曰：‘人所以药为？端为病耳。若欲以适口，则莫若刍豢，何以药为？’今孙氏、刘氏，皆以药显，孙氏期于治病，不择甘苦；而刘氏专务适口……而刘氏富倍孙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恐未必售于世，然售不售，岂吾侪所当挂口哉？”苏轼在这里以医喻文，借医工之口所讲的“期于治病，不择甘苦”与“专务适口”实际上指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态度，体现了他对于什么样的文学批评才是好的批评的看法。苏轼还在一系列的议论中申言了同样的观点，如云：“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与王庠书》）“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尽于可用。”（《东坡应诏集》卷一）“酌古以御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答虔倅俞括奉议书》）均属是焉。从文学思想的层面来看，苏轼讲“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等，在观念上实际更接近柳宗元所提倡的“辅时及物之道”。苏轼的这种文学批评观实际上与宋代的田锡、苏洵、王安石等人有相近之处。田锡论文重视经世致用的作用，欧阳修曾评价苏洵的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薄于古而通于今，实有用之言”（《苏明允墓志铭》）。可见，苏轼的文学批评精神“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与田锡、苏洵的文学主张有相互贯通之处。王安石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此与苏轼略有相似之处，但苏轼论文，重功用，也重辞章，而王则重事功而轻文辞，如云：“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两人的文学批评观因此而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故当王安石因极端的重功用而在科举中罢诗赋而改试语义，按照自己的主张“使学者归一”，苏轼激烈地加以反对，这实际上是两种文学批评精神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