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文风的深刻批判

苏轼在进士及第后给欧阳修的谢恩书《谢欧阳内翰书》中言：“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在这里，苏轼明确地发表了自己对当时文风的看法，他指出文坛存在两种弊端，一是“浮巧轻媚，丛错采绣”，再就是艰深“怪僻”。有宋以来，当朝者虽然多次就学风文风问题发布诏命，复古劝学，但实际上制而不止，如在欧阳修前曾主持过贡举的张方平就说道：“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宋史·选举志一》）但是，就在不惜用行政手段清除西昆体的败劣文风之时，又产生了新的文弊，即古文运动中出现了追逐奇险古怪的不良倾向，如尹洙、石介等人在反对西昆派之同时，却在自己的古文写作中又追逐“怪语”“新语”，结果“辞涩言苦”，难能卒读，故苏轼云“余风未殄，新弊复作”。所以宋代古文运动发展到欧阳修、苏轼，实际上承担着双重任务，即在继续清除西昆体余弊之同时，又需要抵制古文运动中新出现的追逐奇险古怪的不良倾向。

苏轼在批评中反复倡导以“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文风来取代那种“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苏轼主张要以西汉为楷式，他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辞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眉山远景楼记》）苏氏父子为文不学“时文”，而追慕汉代贾谊、陆贽、司马迁等人，不仅对他们的思想崇尚不已，对他们的文章所代表的秦汉风力更心向往之，推之为文章所能达到的极境。苏轼多有这方面的言谈，如云：“某官受材秀杰，秉德纯忠。蔚然西汉之文，深厚尔雅展矣。”（《贺蒋发运启》）“贯六经百子之学，焕三代两汉之词。”（《贺时宰启》）“何去非文章，议论实有过人，笔势雄健，得秦汉间风力。”（《进何去非备论状》）总之，他认为秦汉风力是与华靡、怪涩文风对立的文化和艺术精神，应使之重新流贯于时代的文学体躯之中。苏轼强调“以西汉文辞为宗师”，并非如后来的明代前后七子那样，形成为一种复古主义的口号，而是为宋代的散文艺术发展确定一个参照物。主张恢复两汉风力，影响了苏轼对于文章批评理论的一系列看法，如他主张弘扬秦汉文化精神，以质朴自然为理想的风格范则的文风观念，与从陈子昂开始，唐宋古文运动中屡加倡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指导思想的追慕秦汉风格的思潮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在古代知识分子个体意识中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认同心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问题，并非仅是有文艺思潮的性质，值得深思。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