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里巷中到处有勾栏瓦舍，“说书”和“看戏”是普通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而这种形式便需要艺人用半文半白、似诗似话的语言，讲述老百姓听得懂的故事。这便促成了文学的大众化转向。由于彼时的文本并不固定，说书人讲的内容基本都是根据历史或前人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故事，为了让受众听得懂，说书人口中的故事自然要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通俗化改编。所以我们看到的话本往往具有高度的白话性。但是，诗词这种雅文学仍然是庙堂文学，仍然是评价一部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所以，说书人便在非情节部分适当运用诗词来渲染气氛，一方面为“说书”这项艺术提供了别样的仪式感，另一方面也体现说书人的艺术才能。他们创作的诗词大多雅俗共赏。这正是《西游记》和《红楼梦》等小说中存在大量诗词的原因。这些诗词大多与情节无太大关系，除了烘托气氛外，对于人物塑造、场景构成等，也具有重要影响，堪称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一大特色。

和很多同时期的中国古典小说一样，《西游记》在内容上已经具备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但是在形式上，依然沿用了“说书”的模式，会在故事中夹杂一些诗词。这也是我国古典小说所保留的“话本”的痕迹。这些负责烘托气氛的诗词被大量运用，起到了促进文本流传的作用。总体来讲，《西游记》里的对白描写，多是纯正地道的明朝市井语言，生动活泼，趣味横生。其中还有不少对白具有元杂剧的风格，十分俏皮跳脱。这样活泼的让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语言，如果要配上诗词，就不能太雅，也必须通俗一些才能与整体文本浑然一体。这也就导致《西游记》中的诗词极具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

《西游记》中很多打斗场面的诗词，就是一句顺口的歌词或者快板，这种通俗反而让人印象深刻。如“一个是太乙散仙呼大圣，一个是观音徒弟正元龙”，可以想象，在彼时喧闹的街头，亦或宾客往来的酒肆之中，说书人正襟危坐，左手握扇，右手提檀板，情绪高亢唾沫横飞地讲述这些对仗并不工整但朗朗上口的诗词。讲到精彩之处获得满堂喝彩，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笔下的诗词往往就是这种：“上天有路，入地有门；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或如：“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查又硬。挺挺身才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磬。尖嘴咨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把孙悟空的形象描绘得格外生动。再如孙悟空与黑熊精对峙时，说了一大段词，将自己的本领告知对方，不无得意：“我佛如来施法力，五行山压老孙腰。整整压该五百载，幸逢三藏出唐朝。吾今皈正西方去，转上雷音见玉毫。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这段说辞其实也颇具元杂剧文本的烙印，孙悟空想通过自己的言语吓退妖怪，没想到黑熊精听罢回了一句：“你原来是那闹天宫的弼马温么？”令人啼笑皆非。

通观《西游记》全书文字，“话本”和诗词的大众化特征，是今天人们阅读这部小说时仍感到魅力的原因之一。这启示我们，今天，影视作品改编进行得如火如荼。大众化仍然是长篇小说、影视创作最重要的美学方向之一。一方面，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可以进入小说创作和影视创作中，让人民的语言真正成为艺术语言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影视创作的大众化、娱乐化，传播的广泛性和便捷性，也将让文学语言可以进一步融入人民大众的语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