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爱玲,常常见到一种批评:她的作品悲观,没有展现理想,不曾塑造英雄。有论家曾引用《金锁记》里的一句话来概括她的小说: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这种意见,假如不看作价值判断,单就陈述事实而言,本身并不错。但张爱玲为什么这样,这不是简单的“悲观”或“乐观”所能解释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今天讲的题目——“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对待她笔下若干“好人”的态度。
这些人物各不相同,都是善良的人,对于生活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都有一种对于“好”的追求,一种向着“好”的程度不同的发展。但是在张爱玲笔下,所有这些努力都落空了。这里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茉莉香片》里的言丹朱。张爱玲曾经说过:
“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
指的就是言丹朱。她想帮助一位同学聂传庆,结果差点被他打死。这么个人,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因为聂传庆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要找一个报复的对象,就选定了言丹朱;按照他的想法,她根本不应该在世界上存在。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物,《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王娇蕊。这是个情感很丰富的女性,过去都是她抛弃别人,后来遇到佟振保,却被他给抛弃了。小说写道:
“从前的娇蕊是太好的爱匠。现在这样的爱,在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
但是“这一次,是那坏女人上了当了!”——按照佟振保的想法,娇蕊就是个“坏女人”。在与佟振保的关系里,王娇蕊很无辜,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多年以后,佟振保在公共汽车上见到王娇蕊,她已经是个憔悴的中年女人,但仍然执着于“爱”——可以说她因为当年与佟振保的关系,不幸染上这种病了。
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陈冲饰演王娇蕊
第三个人物,是《金锁记》里的姜长安。姜长安是曹七巧的女儿,资质并不算好,因为已经被母亲给调理坏了。可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她还是很纯洁的。她希望能够好好找一个人,得到一点幸福。她遇到了童世舫。这是个经历过世面,希望能够过安定生活的男人。他认定姜长安是传统的中国女性;对于她的缺点,他都不当作缺点来看。但是这场婚姻被曹七巧破坏了。结果姜长安一生也没有找到人。小说写道,她只剩下一点回忆了,不过这个可供她回忆的东西非常之少。
上面这三个人,姜长安也好,王娇蕊也好,言丹朱也好,在张爱玲笔下都落得悲惨的结局。不过她们的悲剧到底还可以归咎于某一个人:姜长安是她母亲,王娇蕊是佟振保,言丹朱是聂传庆。我们再来看看《花凋》的主人公郑川嫦。这是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她想找一个人,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就遇见了她想找的人,可是当天她就生病了。小说里写她不断生病,直至病死,这么一个过程。郑川嫦的悲剧,是一出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悲剧,一出纯粹的悲剧。她更显得无辜了。
张爱玲这种态度,使我联想到文学史上她的一位前辈,就是鲁迅。鲁迅小说《明天》的主人公单四嫂子,有个孩子宝儿。宝儿生病死了,被埋葬了。小说的结尾,单四嫂子希望能够梦见宝儿。作者没有写她到底是梦见了,还是没有梦见。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特地说明,“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张爱玲实际上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有心写却未能写的东西,给写出来了。言丹朱、郑川嫦,完全有着单四嫂子式的无辜。可以说张爱玲是在鲁迅开始的那个方向,又往前走了一步。也就是说,在他们笔下,对于无辜者有个特别的态度。这个态度,鲁迅称为“消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彻底”,也就是不留余地,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在中国现代其他作家那里,要么是没有想到,要么是想到了,不忍心或者不敢这么写,但是鲁迅和张爱玲写到了。这是两位不同于他人之处。
这样一种写法,我觉得其中包含着两个视点。其一是人间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看。人都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此来看待自己或者别人,正是一个人的看法。其一是在这个视点之上,俯看整个人间的视点。是把人类的悲哀,或人类的——刚才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无论写《明天》的鲁迅,还是张爱玲,都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从人间视点出发,他们真实地写出人物的愿望,这时作者完全认同于他们,承认人生的价值;从俯视人间的视点出发,则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
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
这样两种视点,可以举中国古代的两本书作代表。《论语》代表了人间视点,那里孔子总是站在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总是从人的角度发表议论。《老子》代表了非人间的视点,当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以及“大道废,有仁义”、“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等时,我们发现,作者是超越于所有这些之上,所指出的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可能性。不是说假如“天地不仁”,而是告诉你就是这么回事。他不是作为“万物”或“刍狗”之一来说这件事情,他和“天地”是处在同一位置。我觉得正因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他们笔下才会出现上述情况。他们写到单四嫂子、言丹朱、姜长安、郑川嫦、王娇蕊,才有这种态度。
我们可以具体看看,同时拥有两种视点,在小说中是如何实现的。《花凋》中的郑川嫦生病了,末了不想活了,计划自杀,但出去转了一趟之后,家人把她给接回来了。这时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自己病得不行了,所爱恋的人也不能再等她了,整个人生对她来讲,除了生病已经没有别的意义了。她反而安心了,甚至变得有点乐观了。小说接着写她母亲在弄堂里发现一家鞋店,买鞋很便宜,她给每个孩子买两双,给川嫦买了三双。然后写道,
“当然,现在穿着嫌大,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就合脚了。不久她又要设法减轻体重了,……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
可是接着就是一句话:
“她死在三星期后。”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当写到母亲买鞋和川嫦的想法的时候,作者认同于这些人物;当写到“她死在三星期后”的时候,作者是俯视她们的。这就是两种视点。
张爱玲后来写了一篇小说《色,戒》,主人公叫王佳芝,她参与一次刺杀汉奸的行动。当正要实施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要杀的易先生是喜欢她的,于是她把这个人放跑了,这次行动也就失败了。我第一次读这小说,奇怪主人公怎么没有结局,她到哪儿去了。仔细一看,原来说:
“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然后写:
“她临终一定恨他,……”
本来是女主人公,现在却成了“统统”之一;这里我们明显感到作者视点的转化。这样交代人物,用的就是非人间或超越人间之上的视点。
电影《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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