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宋诗，当然离不开宋词。在我看来，诗、词二体在宋代双峰并峙，且在题材、风格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宋代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宋代文人大多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宋代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们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风格也相当庄重，爱情题材在诗文中几乎绝迹。但是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生活优裕，他们的私生活中当然会有男女恋情的内容，他们还有趋于轻柔、细密的审美心态，于是词体便被选为合适的情感宣泄口，用来抒写内心深处的幽约情愫。这样，宋代的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这种分工在北宋尤为明显，一代儒宗欧阳修的艳词写得缠绵绮丽，与他的诗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认为是伪作。正因如此，宋代的词体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从而保持其文体特性并取得独立的地位。宋词对女性题材的注重是前所未有的，柳永词中要求过正常生活的妓女，晏几道、秦观词中温婉善良的歌女，都是五七言诗中较少见到的女性形象，更不说女词人李清照在词中的女性自画像了。宋词在爱情题材上具有更大的开拓意义。由于受到儒家诗教学说的巨大影响，中国古典诗歌中爱情题材的欠缺成为先天性的痼疾。即使古代诗人想要吟咏爱情，“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圣贤教诲也会阻止他们表现得太热烈、坦率。宋词的独特性质和功能使它克服了这种缺陷，它在爱情题材方面的巨大成就，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独领风骚。当然豪放词风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苏轼词如天风海雨，辛弃疾词如山呼海啸。尤其是在南宋，辛弃疾等爱国词人在词中抒写收复失土、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刘辰翁等宋末词人用词体诉说亡国的悲愤，都突破了词体原有的疆界。但就总体来看，宋词在题材走向上注重个人感情而不是社会现实，在艺术风格上偏好深曲委婉而不是雄豪奔放。宋诗与宋词在成就上堪称并驾齐驱，在艺术上则如春兰秋菊。不读宋词，难以深入理解宋诗。不读宋诗，也难以深入理解宋词。所以与“宋诗课”一样，“宋词课”的编写也是当代宋代文学研究者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