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章学诚评论《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非常精确地揭示了《诗品》与《诗经》的关联。虽然《诗品》主要品评的是汉魏至齐梁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成就,但离开了《诗经》的传统,就无从谈起。那么,钟嵘《诗品》到底是如何接受和发扬《诗经》传统的呢?
首先,钟嵘在突出五言诗体制优势的同时,并未否定《诗经》的典范价值。他在《诗品》总序中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此处四言,即指《诗经》。钟嵘所论“文约意广”与下文“文烦而意少”并不矛盾,前者就《诗经》特点而言,后者乃评汉魏以来的四言诗创作。他认为以四言句为主的《诗经》,具有语言精约而意蕴深厚的特点,而其后的四言诗创作,本该“取效《风》《骚》,便可多得”,然而与《诗经》创作成就比较相差甚远,文繁意浅,内蕴不足,再加上五言诗的兴起,故汉末以来文人多转而进行五言诗的创作。民国学者叶长青阐释钟嵘这段话说:“盖四言体制,率备《葩经》,至矣极矣,蔑以加矣。穷极生变,自四言而五言,乃时叙之演进,亦趋势之所必然也。”(叶长青《钟嵘诗品集释》导言)韩愈《进学解》说“《诗》正而葩”,《葩经》即《诗经》。虽然钟嵘更强调五言诗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是“众作之有滋味者”;然而他并未将“风诗”“文约意广”的特点抹杀掉。
其次,钟嵘重视“诗人之风”的传统。他批评汉代文人五言诗创作就是以此为标准,所谓:“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致。”钟嵘十分痛心地指出汉代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词赋,而丧失了“诗人之风”,《诗经》时代创作诗歌的传统。另外,从他对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致”的评语来看,其隐含的评价标准是《国风》委婉含蓄的审美趣味,所谓“诗人之风”,还指汉代文人诗已经失去了意在言外的“风诗”传统。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总量14万余件,特色藏品有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彩陶、票证、农业宣传画、高密年画、土壤标本、农业蜡果等,其中一级文物213件。馆内设有基本陈列“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土壤标本”“彩韵陶魂——田士利捐赠彩陶展”,还有农业科普馆、二十四节气传统农事园等,生动展示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农业文明。
“吴兴”为湖州古称,自三国始立一直都是江表大郡,两宋时期,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留下了众多名园佳构,形成了以山水泽地园居为主的别业集群。
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曾有短剧导演接受采访时说:“竖屏短剧世界里,主打的就是一个‘白日做梦’,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如今,这份情绪价值的投喂对象直指年轻人。
平遥坚持保护为先,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古城特色,把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旅拍热兴起后,平遥县职能部门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指导、培训,同时加强对旅拍行业的监管,确保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促进旅拍行业健康发展。
不久前,有朋友和我聊到金庸,谈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说到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同于传统小说,里面的女性均有血有肉,不是纸片人。朋友还举了“梅超风”和“叶二娘”两位为例子,说她们均有悲惨的过去,导致她们成为小说里的“恶人”,人物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这属于金庸小说的现代笔法。
3000多年前的陶三通、铸有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要道,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大西北,既有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辉煌,也因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2月12日正月初三18时30分,中国文字博物馆内灯火通明,游人如织,“一字千年·博物馆奇妙夜”龙年夜场系列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在北宋,东京人往往以喝粥开始美好的一天,每日五更时候,“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