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章学诚评论《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非常精确地揭示了《诗品》与《诗经》的关联。虽然《诗品》主要品评的是汉魏至齐梁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成就，但离开了《诗经》的传统，就无从谈起。那么，钟嵘《诗品》到底是如何接受和发扬《诗经》传统的呢？

首先，钟嵘在突出五言诗体制优势的同时，并未否定《诗经》的典范价值。他在《诗品》总序中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此处四言，即指《诗经》。钟嵘所论“文约意广”与下文“文烦而意少”并不矛盾，前者就《诗经》特点而言，后者乃评汉魏以来的四言诗创作。他认为以四言句为主的《诗经》，具有语言精约而意蕴深厚的特点，而其后的四言诗创作，本该“取效《风》《骚》，便可多得”，然而与《诗经》创作成就比较相差甚远，文繁意浅，内蕴不足，再加上五言诗的兴起，故汉末以来文人多转而进行五言诗的创作。民国学者叶长青阐释钟嵘这段话说：“盖四言体制，率备《葩经》，至矣极矣，蔑以加矣。穷极生变，自四言而五言，乃时叙之演进，亦趋势之所必然也。”(叶长青《钟嵘诗品集释》导言)韩愈《进学解》说“《诗》正而葩”，《葩经》即《诗经》。虽然钟嵘更强调五言诗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是“众作之有滋味者”；然而他并未将“风诗”“文约意广”的特点抹杀掉。

其次，钟嵘重视“诗人之风”的传统。他批评汉代文人五言诗创作就是以此为标准，所谓：“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致。”钟嵘十分痛心地指出汉代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词赋，而丧失了“诗人之风”，《诗经》时代创作诗歌的传统。另外，从他对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致”的评语来看，其隐含的评价标准是《国风》委婉含蓄的审美趣味，所谓“诗人之风”，还指汉代文人诗已经失去了意在言外的“风诗”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