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何钟嵘建构的五言诗源流体系中无《大雅》诗派呢?《大雅》言天子之政。正《雅》,言王政之大体,为正经;而变《雅》,汉郑玄《诗谱序》曰“始于厉王”。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曰“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宋朱熹《诗集传》亦认为“《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则又论变风、变雅风格之别曰:“变风、变雅,虽并主讽刺,而词有不同。变雅自宣王之诗而外,恳切者十之九,微婉者十之一。变风则语语微婉也。”从语境推断,许氏所论变《雅》指变《大雅》。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五言诗的确绝少变《大雅》之类的直言告诫君王之作,因而钟嵘无从分出《大雅》一派;另一方面,钟嵘不喜好诗人过度用典,也说明了他更倾心于《国风》情感表达委婉含蓄而又不隐晦一类的诗风。
同样重要的是,《诗品》以“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作为五言诗创作的标准,这也与《诗经》联系密切。“风力”的内涵接近于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风骨”,而“风骨”又与《诗》教不无关联。《文心雕龙·风骨》开篇即论:“《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刘勰很重视《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儒家教化作用,认为“风骨”的艺术感染力与《国风》的化感作用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钟嵘亦很重视五言诗作者对《诗经》讽喻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如他评西晋左思诗源出于同列于上品的建安刘桢诗,论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谕之致”,讽谕即委婉喻示之意。刘桢的《赠从弟》、左思《咏史诗》等均体现了一定的批判现实与反思历史的写实精神。钟嵘将正始名士何晏诗列为中品,评其《鸿鹄》之篇“风规见矣”,“风规”乃“讽谏”之意。何晏《言志诗》有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所反映与讽规。钟嵘又论应璩诗出于曹丕,评其诗“得诗人激刺之旨”,其说近于《文心雕龙·明诗》所评“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文选》李善注引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诸家均言应璩《百一诗》得《诗经》作者正得失、移风俗之旨。钟嵘又评陶渊明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陶诗的“田家语”不无暗含与应璩、左思一致的对现实官场的批判。不过,由于钟嵘非常重视五言诗的文采,往往以“丹采”作为区分上中下三品的重要标准之一。钟嵘将语言相对质朴的应璩、陶渊明诗,均置于中品;而刘桢、左思等人虽“气过其文”,然尚不失于典雅,故列为上品。
钟嵘倡导风骨与文采并重,到了唐代,陈子昂、李白等更高举《诗经》的传统;比较而言,这不仅反映了诗评家、诗人的个性差异,也体现了时代、社会环境、诗歌自身的发展对诗论的影响。尽管如此,考察钟嵘对《诗经》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不失为我们解读《诗品》的一个重要视角。
走进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纱縠行的三苏祠,秀美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令人心旷神怡。这里原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生活居所,南宋时将故宅改为祠堂,经历代修葺扩建,成为人们拜谒、凭吊三苏的文化圣地。
恰是处暑时节,人云:“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这是古人对夏末秋始节气的真实写照。是时,家家户户忙着修缮仓廪,以备丰收存储新粮。斗转星移,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年之中节气物候周而复始。
从各式各样的吉他主题活动,到推动吉他走进居民生活,再到吉他年产量占全球吉他总产量的1/7,正安县十余年来大力发展吉他文化,不断擦亮吉他名片,以吉他赋能当地文化和旅游发展。
在本届奥运会上,不少“00”后中国运动员让我们印象深刻。新时代的他们敢拼、自信,调皮可爱,也勇于担当。他们,正在接过奥林匹克精神的接力棒。
8月6日,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新闻发布会在乌镇举办。据悉,本届戏剧节将于10月17日至27日在乌镇举行,主题为“如磐”,取“精神如炬,信念如磐”之意。
时光在中轴线上再添新标高——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这是世界对中国的认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短片从中国文化艺术中汲取许多灵感。比如篮球篇中出现了戏曲元素,曲棍球篇借鉴了诗词、水墨画等,乒乓球篇里有打球大爷的球拍变成金箍棒、棋谱等细节。
北京中轴线纵贯老城南北,始建于13世纪,历经逾7个世纪,形成了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城市建筑群,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2000余年的理想都城秩序。7月27日,在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