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何钟嵘建构的五言诗源流体系中无《大雅》诗派呢？《大雅》言天子之政。正《雅》，言王政之大体，为正经；而变《雅》，汉郑玄《诗谱序》曰“始于厉王”。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曰“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宋朱熹《诗集传》亦认为“《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则又论变风、变雅风格之别曰：“变风、变雅，虽并主讽刺，而词有不同。变雅自宣王之诗而外，恳切者十之九，微婉者十之一。变风则语语微婉也。”从语境推断，许氏所论变《雅》指变《大雅》。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五言诗的确绝少变《大雅》之类的直言告诫君王之作，因而钟嵘无从分出《大雅》一派；另一方面，钟嵘不喜好诗人过度用典，也说明了他更倾心于《国风》情感表达委婉含蓄而又不隐晦一类的诗风。

同样重要的是，《诗品》以“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作为五言诗创作的标准，这也与《诗经》联系密切。“风力”的内涵接近于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风骨”，而“风骨”又与《诗》教不无关联。《文心雕龙·风骨》开篇即论：“《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刘勰很重视《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儒家教化作用，认为“风骨”的艺术感染力与《国风》的化感作用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钟嵘亦很重视五言诗作者对《诗经》讽喻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如他评西晋左思诗源出于同列于上品的建安刘桢诗，论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谕之致”，讽谕即委婉喻示之意。刘桢的《赠从弟》、左思《咏史诗》等均体现了一定的批判现实与反思历史的写实精神。钟嵘将正始名士何晏诗列为中品，评其《鸿鹄》之篇“风规见矣”，“风规”乃“讽谏”之意。何晏《言志诗》有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所反映与讽规。钟嵘又论应璩诗出于曹丕，评其诗“得诗人激刺之旨”，其说近于《文心雕龙·明诗》所评“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文选》李善注引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诸家均言应璩《百一诗》得《诗经》作者正得失、移风俗之旨。钟嵘又评陶渊明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陶诗的“田家语”不无暗含与应璩、左思一致的对现实官场的批判。不过，由于钟嵘非常重视五言诗的文采，往往以“丹采”作为区分上中下三品的重要标准之一。钟嵘将语言相对质朴的应璩、陶渊明诗，均置于中品；而刘桢、左思等人虽“气过其文”，然尚不失于典雅，故列为上品。

钟嵘倡导风骨与文采并重，到了唐代，陈子昂、李白等更高举《诗经》的传统；比较而言，这不仅反映了诗评家、诗人的个性差异，也体现了时代、社会环境、诗歌自身的发展对诗论的影响。尽管如此，考察钟嵘对《诗经》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不失为我们解读《诗品》的一个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