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钟嵘将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的五言诗推源到《风》《雅》上。据钟嵘的推源溯流，大体有《国风》派、《小雅》派和《楚辞》派之分。其中，《国风》派是钟嵘格外倾心的。他论上品之《古诗》“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故源于“文约意广”的《国风》。钟嵘又论上品之曹植诗亦“源出于《国风》”。他对曹诗有“情兼雅怨”之评。何谓“雅怨”？有学者认为曹诗“雅”源于《诗经》，“怨”出于《楚辞》；有学者认为“雅怨”之评，指曹诗兼具《国风》与《小雅》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特质。笔者则认为，“雅”即正，“雅”“怨”之情皆符合《诗经》传统，皆符合性情之正。就文体风格而言，钟嵘评曹诗“体被文质”，曹诗的情感表达既含蓄蕴藉而又鲜明爽朗；而《国风》相较于《小雅》，语言更为质朴，又往往意在言外，不失于委婉。钟嵘认为曹植五言诗无论是情感性质，还是艺术风格都达到了《国风》的高度。

阮籍是钟嵘认定的唯一的《小雅》派诗人。阮籍诗列于上品，钟嵘评其“洋洋乎会于《风》《雅》”，虽兼有《风》《雅》之特点，而更近于《小雅》。司马迁《史记》引刘安语曰“《小雅》怨诽而不乱”，朱熹《诗集传》认为变《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阮籍《咏怀诗》“每有忧生之嗟”“志在讥刺”的内容，与《小雅》大旨相当契合。钟嵘又从言意关系角度，评《咏怀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文心雕龙》亦曰“阮旨遥深”。钟嵘的评价自然带有玄学色彩，然而，他又重视阮诗与《小雅》的联系。晚明诗论家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一书中，论变《雅》诗风格曰：“正雅坦荡整秩，而语皆显明；变雅迂回参错，而语多深奥。”从语境可以判断，许论变雅为变《小雅》，而阮籍诗风显然与变《小雅》风格颇为一致。钟嵘所评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