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番薯与马铃薯是这一时期引种影响最大的作物，这些高产经济作物一方面可以作为粮食作物的补充，增加我国粮食耕种面积和粮食产出，更适合作为救荒的物种。以福建地区的番薯为例，大旱之年，其仍可亩收千斤，能够极大程度降低灾荒发生几率。清乾隆帝曾下令全国推广番薯，作为“救荒之备”。另一方面，其也具备较高的加工附加值，可以作为酿酒、粮食加工、牲畜饲料等原料，《植物名实图考》称玉米为“山农之粮，视其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秆干以供饮，无弃物”。

为什么需要引入域外作物？

按照引种目的，我国古代的引种作物可以分为两类：本土作物的良种替代与全新作物引进，前者较为普遍，后者占比较小。

第一，缺土少粮是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我国自唐代起已经出现人地关系紧张的趋势。北方小麦种植的单位产量较低，加之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包括技术、劳动力在内的农业生产要素开始向南方转移，呈现出人多地少的局面。随着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提升达到瓶颈，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长导致人地矛盾较前代更为突出。明初至清末我国人口增长了8倍左右，耕地数量仅增加了3.5倍。因此，引种作物的选择方向有二：一是产量较高的粮食作物，如北宋的占城稻与高粱；二是碳水或脂肪含量较高的经济作物，如南宋的油菜、明代的玉米与番薯、晚清的大粒花生等。

第二，自然条件是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在此背景下，引种作物的选择方向为环境适应力强、种植技术简单或易于获得、具备一定果腹能力的作物。唐宋之交，我国的气候经历由涝向旱的转变。宋真宗执政时，在江淮和两浙地区大力推广种植具备耐旱特性的占城稻。受惠于稻种和耕种技术的及时传递，占城稻在江南地区普及后，又向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迅速推广，全国范围的抗旱增产效果明显。15-19世纪，我国进入小冰期，特别是16-17世纪的明清交际期，全国范围的气温明显下降，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来自美洲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作物，具备高产、耐旱、环境适应性强的特性，能在难以利用的荒山、丘陵、滩涂地域进行种植，使得粮食产出得以保障。清中期时曾出现大规模的荒山开发活动，史称“乾嘉垦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