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遗札》（全三卷） 王汎森 潘光哲 吴政上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9月第一版1455页，498.00元
从傅斯年遗留下来的这些书信看，胡适的支持是精神方面的，最实际的支撑，最初来自陈寅恪，然后来自小屯村。陈先生与清华的内心疏离及与史语所的逐步认同，发生在史语所远在广州之际，陈受傅遥领；当史语所迁京的时候，反倒是蜜月期结束的时刻。
在陈寅恪研究中，陈与傅斯年的关系总感觉有些疙疙瘩瘩、不太清楚的地方。之前我们主要依靠的材料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以及一些友朋回忆文章，还是感觉资料缺乏，解不开那些疙瘩。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三位先生主编的《傅斯年遗札》（以下简称《遗札》）依托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经过精心的编辑整理，从某个角度讲，呈现出一个“傅斯年的世界”，也为我们探究陈寅恪与傅斯年之间这段“伟大而曲折的友谊”提供了可能。
《遗札》的编辑整理非常有特色。以往我们见到的书信集，不管是单方面的，还是友朋往来的，编排上面是一水儿的以人头为单位，在每个人下面再以时间为序。这样做最方便。《遗札》的编排却是以时间为顺序，公牍、电报、私人信件，一律以时间顺序编排，你就会在时间的经度上看见史语所是怎样一步步建起来，看见友谊是如何逐渐建立而矛盾又是如何逐渐产生，看见傅斯年从他自己的历史里一步步走出来。看完之后，你会产生北京人说的“全须全尾（读若乙）儿”的感觉。这正是它编排上的成功之处。大陆出版界普遍的“趋易避难”，什么事都选择最方便的做法，不考虑这样做是不是“最好”。相形之下，便有“上下床之别”。佛教里说“方便出下流”，“下流”不是耍流氓，是“落在下游”，是“睡在下床”。习惯于睡在下床就是目前大陆出版界的现状。《遗札》的整理，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这些信件、电报、公牍原来的格式，提格、提行、空格、小字，尽可能地保存书仪，加着重号的还加着重号，涂乙情况亦作说明。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嫌麻烦”。这四个字轻轻巧巧，但足以令人产生敬意。
陈、傅二先生的友谊，简单说，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战以前是第一阶段，联系紧密；抗战南迁是第二阶段，出现裂痕；抗战胜利，傅先生精力转向别处，进一步疏远。以下就这三个阶段略加梳理，并就几个疑点略加分析。祛疑传信，为所追求；设身处地，是其方法。然陈寅恪曾跋俞樾《病中呓语》云：“天下之至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陈先生探究历史，时时若探究人事。其深赜相类，我们探究这段人事，认识这段历史，同样有无限障碍。夷犹逡巡，不敢自是，读者鉴之。
蜜月
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柏林交好。1926年陈寅恪先行回国，至清华国学院任教，一归即成名。傅斯年亦打算回国，1926年5、6月间，傅斯年从柏林给在巴黎的何思源、罗家伦写信说：“百年回我的信寄上……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面走也。”（《遗札》31页）其时陈大齐（字百年）掌北大哲学系，傅从这里出来，也希望回去。但陈大齐备称系里的事这也难办那也难办，傅尚未开口，先被关住了嘴。11月9日又给罗家伦写信说：“接到百年先生回信，仍是葫卢题。我真不能再忍了。”只好另做打算，信里说：“到清华本无不可……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菴君。梁非我所畏，陈我所敬，亦非所畏。……陈处因他老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遗札》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