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不想去清华，有两个原因，一是坦白承认怕王国维，他在给别人的信里自陈，留学七年，“有一年半大用功，便可得我已得者”，参与其他事费了时间；又“懒得世上无比”，五六年不作一文（《遗札》36页）。二是与陈寅恪关系不错，但怕陈不管这种闲事情。作此信时，傅已回到祖国。11月14日再写信给罗家伦的时候，已是“上海寄南京”。
傅斯年最后没去清华，去了广州。1927年初，应中山大学之聘到了广州，开始了他的“大干一场”。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山大学忽然“易为校长制”，戴季陶为正，朱家骅副之。政治上戴撑起来，事务上全出于朱，而朱“全听傅孟真”。傅先生办事勇猛，准备与顾颉刚、杨振声筹备中山大学研究院，先竖起一面大旗来。中山大学里面也风雨飘摇，有人夺权，此事未成（《遗札》78页）。但又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同意建立“中研院史语所”。在1928年4月，任命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史语所筹备员”。
但很快出现状况。先是顾颉刚与傅斯年闹翻，离开广州赴燕京大学任教。到了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写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的信中忽然说：“金甫（按：杨振声字）竟这样恼了吗？一去一字不来。”（《遗札》111页）具体何事，不太清楚，但杨振声退出是事实。于是史语所在开张之初，就面临成为一块空牌子的危险。谁又能代替风头正健的顾颉刚，为史语所压住阵脚呢？
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函云：“午间与适之先生及寅恪兄餐，谈及七千袋明清档案事。此七千麻袋档案本是马邻翼时代由历史博物馆卖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袋。李盛铎以万八千元自罗振玉手中买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储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存，恐归损失。”（《遗札》107页）这封信是打选题报告，申请款项。事实是，燕京大学图书馆已着手争购。燕大图书馆财大，其收藏之丰，远近闻名。
一直通过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与李盛铎周旋的人就是陈寅恪。9月20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函云：“闻先生于内阁大库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钦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至于为此项及其他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费，如抄写之费及助员之费等，自当由本所担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遗札》109页）明知陈属清华，顺手便拉过来了。史语所拟迁北平，又托陈觅新址，最后选定北海。
11月14日又致函陈寅恪云：“北平各事接洽，须有总负素［责］之人，而所址既有，尤须有主持者……弟思之熟，此间同人亦同此意，推兄为北平分所主任。此非可让之事，望兄为其艰难。”（《遗札》122页）其实就是史语所驻北平办事处负责人。
早在1928年初，陈寅恪已建议清华国学院购买这批档案。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2月8日云：“……陈寅恪师语李木斋家有内阁档案，研究所如得经济独立，此事实可整理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115页）清华国学院不仅经济不独立，很快罗家伦谋争清华校长之位并获胜，罗为白话一派，吴宓难立足。陈寅恪为史语所购档案得天时之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