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奇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的回忆录《热切读者》（Avid Reader: A Life）近日问世。戈特利布一辈子和书打交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崭露头角，七八十年代在克瑙夫出版社蒸蒸日上，还当过一段《纽约客》的主编。他为人谦逊，极少接受采访，和另一位传奇人物麦克斯·珀金斯一样，他相信编辑应该躲在幕后。当约瑟夫·海勒告诉记者他多么感激编辑帮他把《第22条军规》修整成型，戈特利布大为不满，他电告海勒以后不许再这么说，“读者不应该知道编辑的干预，他们有权感受阅读是在直接与作者交流”。“编辑就是服务性工作，出版行内的事情最好就限于行内。”正因编辑工作的低调，普通人不会知道戈特利布是谁，他的回忆录的读者也仅限于出版小圈子。然而二十世纪的英语文学很难绕过他，戈特利布“服务”过的作者有托妮·莫里森、雷·布拉德伯里、多丽丝·莱辛、约翰·勒卡雷、凯瑟琳·赫本和比尔·克林顿，不难看出，其中有诺奖得主，有明星，还有美国总统。文学编辑工作的一大优势是亲历八卦，戈特利布显然没有错过，他写到第一次见莱辛的情景：“她一点儿也没打算装好人，我也没傻到要卖力去讨好她。”于是两人成了朋友。很多出名的难伺候的人物，其实在工作时都是非常专业并敬业的，戈特利布说他并没有遇到过真正的麻烦。他柔声细语，但并不害羞，会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对编辑出版时常会碰到的拖延，他说这对作者极不公平，“我认为这很可鄙。”
刚刚出版了《文字工厂》的D. J. 泰勒（D. J. Taylor）又出了一本新书《新势利脸谱：摩登装逼犯权威指南》（The New Book of Snobs: A Definitive Guide to Modern Snobbery）。泰勒为snob下的定义是：因错误的理由而观察到某种区隔（distinction）的人，或者是基于错误的价值进行判断的人。比如崇拜某公爵，因其爵位而非人品，或干脆假设贵族的品格就是要比一般人高。泰勒所引的文学例证大多来自萨克雷（1848年曾写过Book of Snobs，很显然就是泰勒书名的来源）和奥威尔，他写过这二位的传记，材料自然信手拈来；安东尼·鲍威尔这位“势利眼中的势利眼”也是关键来源，他坚持自己的姓氏应该发音为“裒埃尔”，因为能上溯到威尔士的早期王族呢；伊夫林·沃少年时代住在戈尔德斯格林区，但他一定要跑去汉普斯特德寄信，这样邮戳上就会有NW3的邮政编码，看上去高大上多了。势利原本是与阶级息息相关的，中下阶层跟风模仿贵族和中上阶层的种种做派，而贵族和上流社会则需不断发明新的做派以示区隔。在摩登时代，势利渐渐蔓延到了各种领域，时尚、美食、电影、音乐圈都有装逼犯，试图通过衣食、阅读、观赏品位来显示高人一等。时尚装逼犯会花上六千块买一件设计师T恤；伦敦住家装逼犯自然觉得西北好过东南，要是不巧住在Battersea，也要说成是“南切尔西”（因肯辛顿和切尔西是伦敦富人区）；组装电脑的死忠看不起跟风买苹果一体机的人。当然说到底，势利和装逼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还是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装逼犯。
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新小说《摇摆年代》（Swing Time）依旧是作者拿手的布景，伦敦西北区，移民混居，文化差异是施展喜剧效果的大好阵地。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流行天后的私人助理。在跟着天后满天飞的日子里，她有时候会回到儿时生活场景，写她的牙买加母亲和英国父亲，还有小伙伴崔茜的黑人父亲和白人母亲，亚洲人则被统称为“巴基佬”。一次小主人公被邀请去一个中上阶层家参加同学的十岁生日派对，她和崔茜过度打扮，穿了维多利亚风的丝绒裙子，还有闪闪发光的钻饰，而其他中产小朋友都穿着套头衫。主人公和崔茜是在舞蹈课上认识的，呼应了书名。对她们而言，舞蹈天生平等，“一位伟大的舞者超越时间、代际，他能在世间永恒舞动，任何时代的任何舞者都能一眼认出他。”崔茜通过舞蹈找到了出路，主人公则在流行乐的名利场中耳濡目染。扎迪·史密斯在小说中探讨了友情、母女竞争、名利等等永恒话题，因她天生有喜剧天赋，让读者一刻也不觉得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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